按語：《資本論》提出，在產業革命和機器大工業崛起之後，以生產力進步為前提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便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這意味著，剩餘價值的增長是和生產力進步攜手並進、合二為一的過程。在這裡，馬克思不僅論證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而且也對市場經濟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動態效率提出了系統化的說明。和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資本論》不僅試圖解釋市場經濟的效率，而且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解釋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和由這些矛盾造成危機的趨勢。因此，《資本論》的思想既有助於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有助於認識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資本論》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資本論》解釋了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及其歷史合理性
恩格斯在回顧和總結馬克思的理論時提出，馬克思畢生有兩大貢獻，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觀，二是發現了剩餘價值論。馬克思的這兩大貢獻是一個有機整體，這種整體性或內在聯繫具體地體現在其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上。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的首要任務，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提出一個解釋。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是通過縮減勞動力價值實現的，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前提是通過提高生產率降低消費品的單位價值量。依照馬克思的論述，全社會生產率的普遍提高，是以個別部門的先進企業率先實現生產率進步為前提的，這些先進企業為此將取得超額利潤，並在市場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部門內的其他企業迫於壓力，也會採納同樣先進的技術。這一過程若普及開來，就會造成全社會所有部門的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單位價值量下降，從而削減勞動力價值，提高整個社會的剩餘價值率。
當馬克思提出生產剩餘價值的主要方法不是絕對剩餘價值生產，而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時，他事實上強調了這樣一點：在產業革命後形成的新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剩餘的增長和生產力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為前提、合二為一的過程。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這樣的經濟制度，它作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係”，勢將“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依照馬克思的這一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主要體現於接納技術創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注重的資源配置的靜態效率。
需要強調的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的這個解釋，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實際上是對市場經濟在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上的作用的解釋。這是因為，第一，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以企業間的充分競爭為前提，公有制企業完全可以和私有制企業一樣，富有成效地參與這種競爭；第二，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中，企業不以過度剝削為手段獲取剩餘價值，而是將剩餘價值的增長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這一點和公有制企業的目標模式是一致的；第三，剩餘價值的階級屬性一方面取決於其歸誰所有，另一方面要看其如何被利用。只要能將剩餘價值儘可能地轉用於生產性投資和創新，就為在市場經濟中實現按勞分配創造了條件。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居於極端重要的地位，它事實上是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派生出一系列充滿張力的社會經濟過程和現象，在分析這些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他所謂“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的見解。首先，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包含著工人實際工資提高的趨勢。由於消費品的單位價值量因生產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在貨幣工資率沒有隨之等比例下降時，造成了實際工資率增長的可能性。這樣一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就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因為它從資本家個人追求剩餘價值的貪慾出發，最終達到了促進社會生產力進步、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以及提高全社會剩餘價值率的結果，也就是說，最終提升了全社會的利益。不過，我們在此也不應無限誇大這種類比，正如下一節還要提及的，在馬克思那裡，剩餘價值最大化和生產率進步雖然最初是並行不悖的，但最終會加劇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剩餘價值生產和剩餘價值實現的矛盾），為危機的形成鋪就道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見的手”原理或市場的自我調節的根本侷限。其次，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機制要求將增長建立在科學技術創新的基礎上。馬克思寫道：“於是，就要探索整個自然界，以便發現物的新的有用屬性；普遍地交換各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產品和各種不同國家的產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賦予它們以新的使用價值；要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和原有物體的新的使用屬性，如原有物體作為原料等等的新的屬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頂點。”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知識“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的觀點。這些觀點是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論斷的先驅。最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必然造成再生產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遞減、剩餘勞動時間不斷增長的趨勢。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物品的必要勞動量會縮減到最低限度，但只是為了在最大限度的這類物品中實現最大限度的剩餘勞動。第一個方面所以重要，是因為資本在這裡——完全是無意地——使人的勞動，使力量的支出縮減到最低限度。這將有利於解放了的勞動，也是使勞動獲得解放的條件。”由此就引申出一個重要觀點，即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發展為生產的自動化鋪就了道路——“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髮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與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剩餘價值的增長和生產力進步結合在一起，從而證實自己的歷史合理性，取決於一系列條件，這些條件涉及積累自身的環境（利潤率是其主要表徵）、與積累和競爭相關聯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學技術知識存量的增長。筆者將這些條件分別稱為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經濟條件、制度條件和技術條件。當這些條件不能匹配的時候，剩餘價值往往難以充分用於積累，生產力的發展也就受到阻礙。
科學知識存量的增長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源泉。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技術前提，不是泛泛地來自一切科學，而要受到一場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軌跡的約束；技術革命以及相應的技術—經濟範式有其自己的生命週期，在其生命週期的前期和晚期，技術進步的性質和投資於創新的機會存在明顯的區別。這些現象對處於不同時期的資本積累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而言會產生實質性影響。
與競爭和積累相關的產權、投資、金融等各項制度，對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也起到促進或妨礙的約束作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實現取決於企業之間開展競爭的程度，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這種競爭的壓力是如此巨大，資本家為此必須儘可能地將剩餘價值用於生產性投資。美國曆史學家布倫納在比較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經濟時正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唯獨在西歐得到成功的發展，這是由階級制度、產權制度、剩餘榨取制度決定的，在這種制度下，剩餘榨取者為了增加剩餘而被迫採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儘管並不完美——與發展生產力的需要相適應。把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開來的，在於資本主義要求那些控制了生產的人主要通過增加所謂相對的、而非只是絕對的剩餘勞動，來提高他們的‘利潤’（剩餘）。”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剩餘價值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和創新會因各種制度的存在受到消極的影響。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所謂金融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是一種制度現象，它首先意味著，在金融資產部門存在著具有租金性質的超額利潤，它吸引了在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剩資本；其次，它意味著經濟增長日益依賴於從股票到房地產部門的金融資產泡沫的發展，這給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威脅；再次，它還意味著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在醫療、養老和教育等各類項目上，勞動力再生產都變得高度依賴於金融資本和資本市場。資本積累的金融化使剩餘的獲取脫離了生產，甚至以榨取勞動力價值作為利潤的新的來源，從而在根本上破壞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實現機制。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還受到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積累環境——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經濟條件——的制約。《資本論》分別從兩條路線討論了這個問題。在第一條路線上，馬克思指出，技術進步在長期內推動了資本—勞動比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從而帶來一般利潤率的下降趨勢。在第二條路線上，馬克思分析了資本積累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中短期等各種時間框架內都適用。馬克思將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界定為剩餘價值生產和剩餘價值實現的矛盾。從長期來看，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惡化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帶來的利潤率下降有關，但在較短的時間框架內，因投資和消費不足引起的產品實現困難就足以解釋這一矛盾的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排除壟斷和對落後國家的貿易，那麼產品創新——也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稀缺——就是擺脫這一困境的最佳出路。
最後還可指出的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不僅是解釋成熟或發達市場經濟的理論，同時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就是要設法保證這裡所講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從而推動剩餘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如果不能兌現這三重條件，剩餘轉向金融資產泡沫和奢侈性消費，生產力就無從得到發展，市場經濟也無法表現出動態效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所面臨的這三重條件的約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是難以克服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憑藉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可以更好地發揮國家的作用，在調節奢侈性消費的同時，確保全社會剩餘轉向生產性投資和創新，最終實現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按勞分配。
《資本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的深遠意義首先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關於市場經濟動態效率的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只要具備相應的條件，市場經濟的運作將服從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邏輯，生產力也將得到巨大的發展。其次，《資本論》對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市場失靈理論，這為理解國家的作用、進而為構建一個國家的經濟理論作了必要的鋪墊。在此意義上，《資本論》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有助於認識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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