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7 武夷巖茶的“三坑兩澗”大揭祕（內有珍貴資料）

眾所周知，“三坑兩澗”是武夷巖茶最核心的產區，因其獨特的山場環境和氣候土壤導致此區域出產的巖茶品質優異。那麼，作為對武夷巖茶正巖核心產區高度概括的“三坑兩澗”這個詞，最早究竟是誰提出來的呢？

（一）

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是“三坑兩澗”最早見於記載是，張天福老師1989年主編的《福建烏龍茶》。其書中明確記載：“武夷正巖茶，產於武夷山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流香澗、梧（悟）源澗等地（號稱三坑二澗）”。

但是“三坑兩澗”作為武夷巖茶正巖的核心產區這個概念總結，顯然不可能是這個時候提出，而且還只是在這本書對巖茶分類的備註中，給予補充說明。

還有一種說法“三坑兩澗”是姚月明老師歸納出來的，只是沒有在他的作品中記載。

在《姚月明論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歷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關於“三坑兩澗”的記載：

“明代‘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 ’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之勢，已不復存在，而向山北的‘ 三坑兩澗’發展。（三坑：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兩澗：流香、悟源。）據1941年統計，三大坑產量佔總產量48%，兩澗佔18%，九曲溪畔佔14%，其他佔12%，洲茶僅佔8%。”

對於姚月明老師的關於三坑兩澗的這段記載，除了他的論文集，還曾經在兩個地方姚老有過記述。一個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協出版的《武夷文史資料第十輯》，還有一個是1985年由陳椽主編的《中國名茶研究選集》。這兩份資料中最早的是1985年的《中國名茶研究選集》這本書，也就說姚老對於“三坑兩澗”的記載是在1985年之前。

但是這個時間依然很晚。

再往前尋找，發現在近幾十年的時間裡面，都找不到關於“三坑兩澗”的記載。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國茶訊》第6期林瑞勳一篇名為《福建茶產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關注。

林瑞勳此文在介紹福建各種茶類中，介紹“閩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澗”。原文是：

“武夷巖茶久負盛名，產於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巖茶，洲茶之分，靠山為巖，沼（沿）溪為洲，洲次之，而尤以產于慧苑、倒水、牛欄、三坑，流香、悟源二澗的茶葉品質絕頂，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遊、蘭谷、幔陀位於三坑二澗之中，有八大名巖之稱。其茶由水仙、烏龍、奇種……”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裡不僅提到了“三坑二澗”，還提到了“八大名巖”。

林瑞勳會不會是“三坑兩澗”的首個提出者呢？

不是。之前在看復旦農學院茶葉系史料的時候，就有關注過林瑞勳這個人，他是1950年由復旦茶葉專修科畢業，分配到福州商檢局負責茶葉檢驗工作。可以想象，一個剛畢業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崗位的學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兩澗”這個武夷巖茶核心山場的高度概括的概念，基本不可能。而且林瑞勳分配地是福州商檢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順便說下，姚月明也是復旦農學院茶業專修科畢業（畢業的時候復旦的茶葉專修科已經院校調整到了安徽農業大學），姚老是1953年畢業，1951年才入學，算起來林瑞勳是姚老的學長了。按時間推算，林瑞勳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姚老才剛剛上大學。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業生產還沒有開始完全恢復。“三坑兩澗”這種對武夷巖茶核心產區的總結和概括，應該是在一個武夷茶產業高度繁榮時期，特別是對巖茶品質要求較高的時期，才會對茶葉山場產地特別關注。

而我們知道，武夷巖茶在民國的早期曾經興盛過很長一段時間，根據林馥泉先生的記載，當時的名樅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種，可見當時巖茶之繁盛。

所以我們只能從民國一些資料當中再去尋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發表在《茶葉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閩茶種類及其特徵》，我們找到了對應。他在文章中介紹閩北青茶的一章節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巖茶的生長環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巖茶和洲茶之分，附山為巖，沿溪為洲，巖為佳，洲次之，第巖茶反不甚細，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產于慧苑，倒水，牛欄三坑，流香，悟源二澗者更為絕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遊、蘭谷、幔陀位於三坑二澗之間，有八大名巖之稱。其茶由水仙、烏龍、奇蘭……”

我們再回過頭去看林瑞勳1951年發表在《中國茶訊》中關於“三坑二澗”的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這段文字一致，就連廖文中“沿溪為洲”因為排版原因，錯把“沿”誤寫成“沼”都錯得一模一樣。說明廖文是原版出處，值得我們認真去剖析。

廖存仁是閩北浦城縣人，當時受僱於中茶公司，在技術處擔任茶師，民國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調查武夷巖茶，並協助當時的茶葉研究所試驗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甌出差途中遇難，所以這篇文章是他的遺稿。在這點《茶葉研究》當期的卷頭語有詳細說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這段時期裡，對武夷茶葉記載頗多，並在當時東南茶葉改良總廠的刊物《萬川通訊》和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研究所的刊物《茶葉研究》都有發表過不少文章。從文章的內容和專業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對於武夷巖茶是比較瞭解。

在1943年廖存仁還出版過《武夷巖茶》一份調查報告，這份報告被作為當時吳覺農先生領導茶葉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號叢刊。遺憾的是《武夷巖茶》一文並沒有對“三坑二澗，八大名巖”說法做記載，只提到了“附山為巖,沿溪為洲，巖為佳，洲次之”。說明對於“三坑二澗，八大名巖”的記載是廖存仁後期才補充的。

我們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體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對於武夷茶的記載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結合廖存仁先生的經歷，在武夷山時間並不是很長，他也並非茶農或販茶茶商，當年他是受僱於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調查武夷巖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巖茶》調查報告，應該就是多次行程的調查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對於“三坑二澗，八大名巖”的理解應該是調查所得，而並非其提出和概括。

同時我們再看同樣在這個時期，由林其瑞先生髮表在1943年《茶葉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閩浙皖三省各種內銷茶之製造及其特徵》。這篇文章是呂增耕、林其瑞、尹在繼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寫一個地區，其中閩省之內銷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澗”整體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樣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產茶葉，謂之武夷巖茶……成茶品質香味特佳，其產於三坑（慧苑坑、牛欄坑、倒水坑）二澗（悟源澗、流香澗）者，更稱絕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巖，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蘭谷、霞賓等所產之茶，稱正巖茶；在武夷山範圍以外如黃柏大安小漿等地所產者，曰半巖茶。正巖又有大巖和小巖之別。”

在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寫到了“三坑二澗”，還把武夷巖茶的正巖和半巖，大巖和小巖做了描述。當然還是不夠詳盡具體。考證林其瑞先生經歷，他是民國時期在福州茶訓班畢業，這個時期在閩北茶區工作，他的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樣，都應該是屬於調查所得。

那在更早的資料中，三坑二澗是否有過記載呢？

1941年5月，當時的福建省政府統計處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記錄，該書是屬於調查統計叢書類，主編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紹青茶一章中描述道：

“巖茶產於武夷山，武夷山周圍幾百二十餘里，以環境優良，製茶品質特佳，尤以產於三坑、二澗、二祠者更為絕品 。武夷之中心茶巖，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蘭谷、霞賓等稱曰正巖，與其相對而稱者曰偏巖，產茶品質較差，此外產於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巖，正巖又有大巖和小巖之別……。”

在這裡“三坑”是哪三坑？“二澗”是哪二澗？作者並沒有說明。還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們先來探討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關的山場目前僅有兩處，一個是“文公祠”，還有一個是“純陽祠”。在林馥泉和張天福的報告統計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國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緝齊，當時一年產茶量是850斤，應該是當時的一個重要山場。而“純陽祠”雖歷史也有產茶記載，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這裡不好下結論。況且“文公祠”和“純陽祠”，都已經脫離我們熟悉“三坑二澗”的核心範圍。

同時我們還發現這段話，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驚人相似，按時間先後來看，林文應該是有研習《福建之茶》。當然對於“三坑二澗”是哪個坑澗，相比較《福建之茶》的記載，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澗”特地括號加以說明，並刪除了“二祠”，而且對於半巖的描述，內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補充，也就描寫的更加完整。

對於《福建之茶》這本書，作者在序言部分寫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編成福州茶業概況，翌年唐永基更補充全省材料編為福建之茶”，也就是說這本書的成書時間，大概是在1936年。

那麼關於“三坑二澗”的記載，我們綜上所有能夠找到的資料，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當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調查叢書，其中內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編者分赴各地，廣收資料，足成此書”，說明該書對於“三坑二澗”也是調查所得，並非提出。

那麼還是那個問題，“三坑二澗”究竟是什麼時候由誰提出的呢？

在這個時期還有兩份茶葉資料，是我們繞不過去，必須研究和討論的。

一份是張天福先生1941年編寫的《一年來的福建示範茶廠》。

《一年來的福建示範茶廠》是一份報告總結，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冊，書名由當時的省政府主席陳儀題寫。該書是張天福先生對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來，在武夷山興辦示範茶廠的一份完備工作彙報和總結。

張天福先生辦事能力強，有條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來的福安茶業的改良》的報告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張天福先生是一個做事情非常認真的人。

所以《一年來的福建示範茶廠》中非常完整的記錄了武夷巖茶品種，產地，工藝。其中在《崇安之茶業》一章，記錄了：

“正巖，亦稱大巖茶，指武夷山三條坑（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範圍內所產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賓……”。

遺憾的是，由於我們手上參照的是複印資料，剩下原書文字已經漫漶不清晰。但這裡所提出的正巖茶產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們下面分析），即都是產自三大坑或者說三條坑（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節中還寫到：“山中茶巖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賓、幔陀、磊石、景雲等八大巖。”

在這裡也提到了“八大巖”，而之後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過“八大名巖”，說明“八大名巖”的說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還很普遍。可惜的是經過幾十年的流傳，我們現在只聽過“三坑二澗”，而不知有“八大巖”。

但是《一年來的福建示範茶廠》中所提出的“八大巖”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巖”對比下有三處有出入，這個我們在下文中再另外重點分析。

有點要說明的是，這本書中提到武夷產茶區域，多處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點紛亂，同時有不同說法。由此可見，這些資料不是出自一個人之手，張天福很有可能在這份報告中彙編了很多人的資料，或者本身這份報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還有一份最重要的資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調查報告《武夷茶葉之生產製造及運銷》。

這份資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巖茶發展歷程的人，絕對不可以繞過的一本資料，該書是在民國時期對武夷巖茶的研究集大成者，一部最完備的資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範茶廠時任武夷製茶所主任，同時也是該廠技師（在該廠技術級別裡面算比較高的職位，下面還有設有技術員和技術助理員），辦公場所在桂林巖，所以他對武夷巖茶整體是非常瞭解。

我們也有幸於林馥泉先生當年整理，讓我們能夠更詳細地瞭解武夷巖茶在這個時期乃至於之前的整個栽培、製作、山場、歷史和商貿往來的情況。

林馥泉書中在武夷茶園分佈情形一段中，很詳細的提到武夷巖茶核心產區，由於該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把原文全段摘錄如下：

“武夷重要之產茶地多在山坑巖壑之間，產茶最盛而品質較佳者有三坑，號武夷產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欄坑及大坑口是也。所產之茶稱為大巖茶。為品茶家所重視，慧苑坑所屬巖廠自坑口計起有桂林巖、青雲巖、嶺腳巖，幔陀上下廠，霞賓上下廠，水濂洞內中外三廠，慧苑巖東西廠，竹窠巖、景雲巖、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廠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欄坑，坑寬而短，蘭谷巖、寶國巖等屬之。大坑口主要巖廠有神通巖、寶珠巖、天心岩之九龍窠等，其他巖廠墾闢茶園在此三坑亦屬不少，惟茶廠廠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此外巖廠分佈於九曲溪者，計有慶雲巖、御茶園、文公祠、天遊、桃源洞、品石巖、鼓子巖、白雲岩等。分佈在三澗坑者有福龍巖、廣靈巖、寶石東西二廠、玉華巖、佛國巖、碧石巖等上列溪坑所產稱為中巖茶，除此而外沿黃柏溪及崇溪屬武夷範圍內，如會仙、蜂窠、雙鳳等廠茶園尚不少，利用山腳溪邊砂洲種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視。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蕪。屬於山嶺或平坡土質稍遜或地域較偏遠者幾全荒棄。茲就三十年各巖產茶量為根據以估茶山分佈情形如下:屬三大坑者佔48%，三澗坑佔18%，九曲溪佔14%,其他巖山佔12%，洲茶佔8%。以茶樹品種而言，水仙、烏龍以及較名貴者均產于山凹岩心之間，其他多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這段幾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巖茶產區劃分為 大巖茶（三大坑）、中巖茶（三澗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巖山、洲茶等五個部分，詳細記錄了這幾個區域的範圍和巖廠，並統計了這五個部分民國三十年（1941年）的產茶量。

首先他提到“產茶最盛而品質較佳者有三坑，號武夷產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欄坑及大坑口是也”，從這句的描述語氣，一個“號”字及後面的“是也”，可以很顯然看出，林馥泉先生這裡是在複述前人的說法，所以才會有“號”“是也”，說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經是很有名了，才會“為品茶家所重視。”

從“三大坑”巖廠所覆蓋的區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說的“三坑二澗、八大名巖”區域基本重合。當然“三大坑”描述會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這裡提到了“三澗坑”，“三澗坑”之前從來沒有看過資料有這樣去提及，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個問題之前我是一直沒有弄明白，我甚至懷疑是否是因為原書和我們手上覆印版資料打字輸入錯誤，才誤寫成了這麼一個拗口的名字。所以特地找了該文的其他版本來核對，發現原書確認是“三澗坑”三字無疑。

那麼“三澗坑”究竟指的是什麼地方呢？根據林文的描述，“福龍巖、廣靈巖、寶石東西二廠、玉華巖、佛國巖、碧石巖等上列溪坑”所畫出來的三澗坑範疇，和地質學家黃進在其書《武夷山丹霞地貌》一書中的武夷景區圖比對的時候，才恍然大悟。

我們可以推測，三澗坑就是：田廠澗、碧石澗、章堂澗、廣陵坑所夾含的中間這個區域部分，所謂“三澗、坑”有可能就是田廠澗、碧石澗、章堂澗這三條大澗及廣陵坑構成（區域中間還有“玉華澗、九井澗”等兩條分支小澗，也有可能）。

又或者“澗坑”在他的描述用詞中是一個連詞，而沒有把“澗”和“坑”區分出來，說的是同一個意思，就如同我們今天說“坑澗”一樣。如果是這樣，那有可能“三澗坑”就是對田廠澗、碧石澗及廣陵坑中間的這段區域的統稱。

林馥泉先生把這部分劃分為中巖茶。而這個“中巖茶”在其他專家的筆觸中應該就是所謂的正巖裡面的“小巖”。（1945年朱龍文在《今年的崇安茶葉》一文，統計正巖茶區產量，把佛國巖、彌陀巖、三仰峰、劉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見當時的正巖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說的“大巖茶”和“中巖茶”。）後期我們爭取寫篇文章來論述民國時期“正巖”的範圍變遷。

在林文中，這個廣闊的茶山區域在1941年產茶才佔了18%，可以看得出來在當時受到19世紀三十年代的戰亂影響，茶山荒蕪是比較嚴重的。

當然單從巖茶產區劃分來看，林馥泉先生對武夷巖茶產茶區這五個區域的劃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對正巖以外的產區劃分很模糊。

（二）

現在綜合以上我們提到的所有關於“三坑二澗”的資料羅列，有幾個問題我們這裡要深入探討下。

第一， 八大名巖究竟是哪八大巖？

在張天福先生的《一年來的福建示範茶廠》中，記錄的“八大巖”分別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賓、幔陀、磊石、景雲等八大巖”。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記錄的，“八大名巖”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遊、蘭谷、幔陀位於三坑二澗之間，有八大名巖之稱。”

兩文對比發現有三巖是存在差入的，張文中說的是“磊石”、“景雲”、“霞賓”三巖，廖文中說的是“三仰”、“天遊”、“蘭谷”三巖。但是既然這八大名巖按廖文所說是在三坑二澗之中的，那我認為張天福的版本更加準確，廖存仁記錄的三仰、天遊都已經脫離開了三坑二澗的範圍。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八大名巖”或者“八大巖”只是當時一個籠統的說法，並沒有很明確的版本，畢竟每個山戶或者巖廠都誇自家山場最好，名樅眾多。

非常遺憾的是，經過幾十年的轉述和變遷，我們今天絕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兩澗”而不知道巖茶在輝煌的時候曾經有“八大名巖”的說法了。

第二， 到底是“三坑兩澗”還是“三坑二澗”？

首先通過對比研究，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早期的資料都是說“三坑二澗”，而沒有說“三坑兩澗”，“二”和“兩”雖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樣的表達，但是在發音上卻有不同。

這種細微改變我們通過追述發現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資料第十輯》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歷史》中即寫道“三坑兩澗”，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資料都是寫“三坑二澗”。

但同樣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發表在《中國名茶研究選集》中，卻寫作“三坑二澗”，這裡很顯然是一種細微的筆誤或者出版錯誤，導致了這個流傳了近百年的詞語被改變。

至於《武夷巖茶姚月明選集》出版之後繼續沿用的“三坑兩澗”更加大了這個詞的傳播，而後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澗”這個原生詞，都誤作“三坑兩澗”。

第三， 究竟是“倒水坑”還是“大坑口”？

關於“三坑兩澗”的說法一直流轉兩個版本，一說是慧苑坑、牛欄坑、倒水坑、流香澗、悟源澗，還有一說是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流香澗、悟源澗。

這兩個版本的區別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還是“大坑口”。

按照之後這個大坑口的版本之說，一種比較廣泛的解釋是倒水坑為慧苑坑的支流，嚴格來說不能算是一個大的坑澗。這種說法的源頭我認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葉之生產製造及運銷》中的一句解釋，原文是“慧苑坑所屬巖廠自坑口計起有桂林巖、青雲巖……，倒水坑之天井廠亦系此坑之支流。”

這個爭議一直圍繞著我們，我在翻閱1975年由安徽農業大學過來進修的盧福娣老師的筆記時候，當時盧老師在武夷山進修學習，筆記中就記錄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並在大坑口的後面特地加括號說明“倒水坑實際屬於大坑口內的，實際產茶少，不算是坑”。

我們暫且不說這種記述是否正確，但是可以說明在1975年關於是倒水坑還是大坑口的爭議就已經存在了，並延續至今。仿似成為了武夷巖茶關於山場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確定的是，在我們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國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澗”這四個字的文章，無論是廖存仁還是林其瑞的記述，無一例外的記錄的是“倒水坑”，而沒有提到過“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發1986年表在《茶葉科學技術》第1期的《武夷巖茶品質與生態環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澗”說的版本也還是“倒水坑”。

這種變化直到1985年，還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開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陳椽主編的《中國名茶研究選集》中，在《武夷巖茶與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明代‘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 ’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之勢，已不復存在，而向山北的‘ 三坑兩澗’發展。（三坑：慧苑坑、牛欄坑、大坑口；兩澗：流香、悟源。）據1941年統計，三大坑產量佔總產量48%，兩澗佔18%，九曲溪畔佔14%，其他佔12%，洲茶僅佔8%。”

姚老的這段文字，後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複著述，這個在我們這篇文章開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資料第十輯》和2005年的《姚月明論文集》。

這段文字很顯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葉之生產製造及運銷》中的資料。

但是姚老在這裡犯了一個引述上的錯誤，林馥泉文中說的是“三大坑”和“三澗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則把“三澗坑”誤以為是“二澗”（從對產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並直接描述為“三坑二澗”。

其實林馥泉說“三澗坑”的範圍是在福龍巖、佛國巖、碧石巖一帶，是他所說的“中巖茶”，而非“三坑兩澗”範圍；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們描述的“三坑二澗”中的三坑，而姚老再這裡卻做了一個“改編整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理解錯誤，以至於後期被以訛傳訛。

當然我們必須強調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兩澗範圍，這兩個山場從我們可以翻閱到的資料來看，都是武夷巖茶正巖產區的核心山場。從民國開始，在“三大坑”的這個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們引申出下一個問題。

第四， “三坑二澗”和“三大坑”究竟哪種說法來描述武夷巖茶正巖核心產區更合適？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發現對於武夷巖茶最核心的大巖茶產區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為“三坑二澗”，而林馥泉還有張天福報告中都概括為“三大坑”或者“三條坑”。這兩種說法到底哪個更準確。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們所說的“三坑二澗”和“八大名巖”並不是他們提出來的，他們只是做了記錄。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經有人提出來。很有可能是巖主、包頭或者茶商對於巖茶核心產區的約定俗成的說法，流傳至今。

這種名詞是當時的生產經驗總結，不一定有經過詳細的科學論證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謂倒水坑劃入慧苑坑更科學，還是劃入牛欄坑更科學。

在歷史資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獨立在“三坑二澗”中佔有一個位置。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強調邏輯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澗坑”在我們前文中已經分析了，從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並對此作出範圍詮釋，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條坑”或者“三大坑”這種提法更像是一種簡單的描述，非經過慎重排列概括。這種描述相比較於“三坑二澗、八大名巖”來形容巖茶大巖核心產區會更加粗放些。

我們如今藉助谷歌地圖，可以很明確的看到，三坑兩澗範圍確實是三條非常完整，生態地貌很好的坑澗。所以“三大坑”這種說法也有其科學合理性。

另外從林馥泉對三大坑各個巖廠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區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們記述“三坑二澗”的區域是一致重合的。（順便說下，今天大多數人對“三坑二澗”區域範圍的理解非常狹窄，其實在民國的時候，“三坑二澗”的區域範圍是很廣的，從林馥泉先生記錄這個範圍內的巖廠我們即可以看出來。單慧苑坑除了我們現在理解的慧苑裡外，對內還包括了竹窠、景雲等區域，對外還包括了桂林巖，幔陀巖、水簾洞等廣闊的區域。）

在林馥泉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茶葉教科書對武夷巖茶產區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說法。

例如陳椽1961年主編的《製茶學》和1961年福安農校主編的《茶葉製造學》。個人認為正是因為教科書的普及，導致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澗”。到了後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澗”的時候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版本了，而且沒有了“八大名巖”，這個過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丟失了。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今天可以通過足夠多的資料，把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聯並去分析他們改變的路徑。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 “三坑二澗、八大名巖”，還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 “三大坑、三澗坑”更能準確的描述武夷大巖茶的核心產區，或者那個說法更為正統呢？可以確定是的，自民國以來，這兩個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沒有所謂正統之說。

而在這兩個版本之外，還有沒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簡單提到，並非刻意論述，也非主流論斷。例如：

1、1943年葉鳴高發表在《武夷通訊》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樅之分佈》一文，對武夷巖茶核心產區記述：

“武夷山產茶以北為上，著名產茶之區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欄坑及九龍窠諸地。名巖如慧苑巖、天心岩、天井巖、竹窠巖、蘭谷巖之茶園，均在三坑之內。以三坑溪流貫川，雲霧氤氳，岩石奇麗，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巖如水濂洞、馬頭巖、天遊巖、清源巖、慶雲巖、佛國巖則較次。故名樅亦以三坑為貴。”

2、1943年張步聲發表在《武夷通訊》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級式茶園》:

“如名樅大紅袍、鐵羅漢等均勻于慧苑坑、牛欄坑、大坑，三條坑附近，兩邊懸崖峭壁，日照時間不多……所以出產茶葉品質特佳，所謂正巖就是。可是能夠具備這種優良條件的環境究竟不多……”

我們把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彙編：

（三）

最後在引述了這麼多資料後，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討的主題，“三坑二澗”究竟是什麼時候提出的？

我們發現在1941年到1944年這段時間裡“三坑二澗”、“三大坑”這些詞被茶葉專家們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卻再也找不到記錄。這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這個時期有大量的茶葉專家和著名茶師匯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張天福在武夷山創辦福建示範茶廠，後是1942年吳覺農先生領導隸屬於當時的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的茶葉研究所。

當時兩個機構規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張天福和吳覺農先生的號召力，帶來大批茶葉專家，幾乎都是當時在茶葉研究領域的佼佼者，諸如研究茶樹栽培、茶樹品種和茶樹蟲害、茶區土壤和製茶工藝等方面的專家。

所以關於武夷茶區的大量的調查研究報告，在這個時期密集的出來，如武夷茶樹品種、土壤調查、茶樹雜交試驗等等。但是這些茶葉專家來武夷山茶區的時間都不長，也很顯然並不是“三坑二澗”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這段時期是武夷巖茶生產恢復時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武夷茶區由於戰亂等因素，大部分茶園荒蕪，茶廠被廢棄，沿海一帶茶商不敢上來從事茶葉貿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寫到：“武夷茶業全盛時期已過去……野草雜木競相爭長，茶叢已無生長餘地，……昔時武夷茶山面積當在一萬市畝以上。”

這點在陳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記述：“巖茶雖尚能維持三百擔左右，但較之最盛時期輸出五萬餘擔，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園聽其荒蕪，大半是正巖茶，因原巖主遠在南洋，或因資金缺乏，大多是荒蕪了、減產了，能夠維持原狀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巖茶在這段時期和早期繁盛時候有點斷層。因為這種斷層導致後面這些茶葉專家關於武夷巖茶核心產區的記載就有點紛亂和說法不一，大多都是採訪詢問所得。這也是我們看同一時期資料對武夷巖茶山場概括會出現不同版本的原因。

而關於“三坑二澗”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比在武夷巖茶繁榮時期更早。特別是對巖茶品質要求較高的時期才會對茶葉山場產地特別關注，才會有“不見天”、“瓜子金”、“吊金龜”等巖廠茶商推崇的各種“名樅”出現，而他們又分別分佈在不同“名巖”。

寫到這裡，在沒有更多史料情況下，我們提出三點關於“三坑二澗”可能出現的條件進行假設。

第一，“三坑二澗”的提出應該是在武夷巖茶工藝非常成熟的時期總結出來的。

武夷巖茶工藝，大概形成於明末清初這段時期，在清代康熙年間王草堂的《茶說》中，詳細記載了武夷巖茶的製作工藝。

而在武夷早年盛產綠茶的時候，對山場要求遠不及武夷巖茶高，好茶園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載:“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皆以種茶為業”。

到了清代早期藍陳略《武夷紀要》中提到：“茶，諸山皆有，溪北為上，溪南次之。園洲為下。而溪北唯接筍峰、鼓子巖、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時初萌細芽為最。”很顯然，在這裡記錄的是綠茶，所以他記錄的山場佳者在九曲溪北邊的接筍峰一帶。

再到了雍正年間陸廷燦在《續茶經》所收錄的隨見錄中記載：“武夷茶北山者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兩山，又以所產之巖名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種，則以樹名為名，每株不過數兩，不可多得”。

從陸廷燦的記載，我們明顯可以看到武夷茶從綠茶到工夫茶（巖茶）轉變，而最佳山場也從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轉移到了“北山”。從“工夫之上，又有小種，則以樹名為名，每株不過數兩，不可多得”這句，我們可以看到武夷名樅早期的雛形，這個時候已經有專門對武夷菜茶進行單株命名。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則明確“其品分巖茶、洲茶(附山為巖,沿溪為洲)，巖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巖山之外，名為外山，清、濁不同矣”。董天工在這裡，又進一步的區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而後期的“三坑二澗”的提法顯然是脫胎於“山南、山北”之別，並更加進一步的細緻劃分。

我們發現，隨著武夷巖茶製茶工藝的進步，先人們對採製巖茶的山場要求已經越來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澗”核心地帶。

但是這個時期我們還沒有找到明確的“三坑二澗”之說。真正對山場劃分更加細緻，總結更加完善，應該是武夷巖茶工藝進一步提高，對山場要求也更加嚴格的時期。

如果工藝沒有改進提高，做出來成品巖茶品質一般，對山場要求就遠不可能那麼細緻，更沒有必要去區分正巖、半巖，以及進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巖（三坑二澗）。

第二， “三坑二澗”的提出應該是在工夫茶泡法興起之後總結的。

武夷巖茶，因其獨特的“巖韻”，在所有茶類中獨佔鰲頭，是烏龍茶中的一顆明珠。品飲巖茶，細斟慢飲，所謂“啜英咀華”，品啜之間，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講究，才能夠品味出武夷巖茶中真滋味。

而從明末清初開始，對武夷茶的沖泡日趨講究，經歷了幾百年發展，在潮汕和閩南地區，日漸形成了諸如“工夫茶”等飲茶方式，手法高超和飲茶文化獨特。

我們從大量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結合、相得益彰的佐證。

根據1762年《龍溪縣誌》記載：“近則遠購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則鬥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壯之爐，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長竹之筐。凡烹茗以水為本，火候佐之。窮鄉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貴，歲數千”。

乾隆時期，袁枚在《隨園食單》記載：“餘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丙午秋（1786年），餘遊武夷，到幔亭峰、天遊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椽，每斟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之後，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痾、怡情悅性，始覺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猶未荊，嚐盡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頂所生，衝開白色者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風月記》寫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1832年《廈門志》載：“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壺必曰孟公壺，杯必曰若琛杯。茶葉重一兩，價有貴至四、五番錢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餉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細啜之，否則相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鉅 《歸田瑣記》中雲：“餘嘗再遊武夷，信宿天遊觀中，每與靜參羽士夜談茶事。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著又寫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清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

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發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飲武夷茶水平進一步提高。

到了梁章鉅所在的道光年間，對武夷巖茶品飲滋味，已經總結得非常豐富。已經用“香、清、甘、活”四字來形容武夷巖茶口感，而這些詞彙一直沿用至今。

工夫茶泡法與武夷巖茶之間，正是因為武夷巖茶品種眾多，工藝精湛，其所帶有獨特“巖韻”等山場氣息，把工夫茶品飲藝術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巖茶也因為工夫茶沖泡技術，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獨特魅力所展示出來。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演繹。

所以工夫茶沖泡方法的出現和發展離不開武夷茶，但武夷巖茶進一步工藝昇華和對山場要求提高，離不開工夫茶飲茶方式的出現。

第三， “三坑二澗”的提出應該是在武夷山中巖廠興旺，商貿繁榮時期總結的。

武夷茶葉，在商貿的早期，主要通過江西鉛山縣河口等地匯聚，沿信江而西轉入贛江，再翻閱梅嶺到達廣州，通過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閱早年東印度公司與我們的茶葉貿易史料，發現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類很雜，有Bohea（武夷茶）、Congou （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記錄）。從現代考證來看，這裡面有紅茶有烏龍茶（巖茶）。

這個時期的茶葉外貿出口，茶葉雖有按等級標榜，但是並沒有嚴格劃分，所以對茶山產地當然就沒有嚴苛要求。甚至還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茶，如清初阮旻錫在《安溪茶歌》中寫道“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後焙不爭差”。

到了嘉慶年間，在嘉慶版《崇安縣誌》中載：“星村茶市，五方雜處，物價昂貴，習尚奢淫，奴隸皆紈絝，執事江西汀州人為多，漳泉亦間有之。”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武夷茶市商貿興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販雲集武夷。這個時候商貿發達，但是並沒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買山設廠的記載，對武夷巖茶還只是停留在收購商貿層面，談不上對核心產茶山場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開放之後，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成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僅只是當時的廣州（其實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福州、廈門成了重要茶葉貿易港。“茶葉日盛，洋行採辦，輳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帶茶商紛紛在武夷，歐寧一帶買山設廠。“崇安為產茶之區，又為聚茶之所，商賈輳輻”。

1851年蔣衡在《雲寮山人文鈔》中記載：“……茶廠既多，除陽崇不計，甌寧一邑不下千廠，每廠大者百餘人，小亦數十人”。

另根據郭柏蒼1886年《閩產錄異》記載：“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業，每寺訂泉州人為茶師，清明後穀雨前，江右採茶者萬餘人”；

“自開海禁以來，閩茶之利，較從前不啻倍蓰。蓋自上游運省，由海販往各處，一水可通，節省運費稅銀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廈門五口通商後，茶輸出日漸增多，輸出以南洋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採辦”。

在當時武夷山茶莊商號雲集。出名的茶莊商號有廈門的楊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張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號，紛紛在武夷買山設廠，或者和擁有茶園的僧道建立長期貿易關係，訂購買合同。

施集泉置辦劉官寨、張泉苑購置青雲、磊珠兩個巖廠，後面還擴充了碧石、竹窠巖、慢雲巖、彌陀巖等四個巖廠（1920），楊文圃在武夷山經營六個巖廠：桂林巖、玉林巖、碧林巖、桃花巖、寶興巖、慶雲巖。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購置幔陀峰、霞賓巖、寶國巖等巖廠，積極開荒種茶。每在春茶前大多親自到武夷山“督制”巖茶。

這些茶商，大多在廈漳泉設有茶棧（專營批發）、茶店，閩南沿海城鎮，成了武夷巖茶外銷的集散地，並同時銷往南洋各地。

根據倪鄭重先生記載，光林奇苑在全盛時期，每年從武夷山運裝的武夷巖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擔，合計十萬斤），在廈門，漳州，雲霄等三處的營業額每年就達到了三十萬元。其創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鐵羅漢”、“名色種”。

在這個時期武夷名巖和名樅眾多，山戶、茶商、僧廟皆巧立名目推銷。根據1918年蔣希召的《武夷山遊記》中，武夷名巖和名樅就已經很詳細了：

“奇種則皆百年以上老樹，至此則另立名目價值奇昂，如大紅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貨天心不能滿一斤，天遊亦十數兩耳，武夷各巖所產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紅袍、金鎖匙，天遊巖之大紅袍、人參果、吊金龜、下水龜、白毛猴、柳條，馬頭巖之白牡丹、石菊、鐵羅漢、苦瓜霜，慧苑巖之品石、金雞伴鳳凰、獅舌，磊石巖之烏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雞冠，蟠龍巖之玉桂、一枝香，皆極名貴。此外有金觀音、半天搖、不知春、夜來香、拉天吊等等”

至於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記載，名樅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樅八百多種。

在這種背景下，衍生出了對名品、名樅、名巖的需求和定義，茶商們巧立名目，各表其巖廠名樅，並相互攀比，按優計價。自然催生出他們對武夷巖茶“三坑二澗”、“八大名巖”等優秀產區的劃分和總結。

最後這裡要說的是，我們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澗”最早提到的資料是1941年《福建之茶》，但這肯定不是最早。

基於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初步假設，“三坑二澗”說法很有可能出現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開放之後，甚至更早至乾嘉時期。

當然如果更準確的時間，還需要更多史料和更加深入研究，畢竟在歷史事實面前推論只是推論本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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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次品巖茶就上手》，李遠華編著，旅遊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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