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西安郊區一名叫楊東峰的農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了一個黑乎乎的金屬物件，形似老虎。儘管楊東峰並不知道這是什麼物件，但覺得稀奇，就放在衣服口袋裡帶回了家，給妹妹當玩具。
此後三年多的時間裡，這個金屬物件在家裡幾個孩子手中來回擺弄，逐漸磨掉了表面的鏽跡，露出金色的字形，年少的楊東峰看不懂，也就沒再過多的留意。
1978年11月，天氣逐漸轉冷，母親生病，妹妹身上衣物單薄，楊東峰想要給家裡置辦點貼補，突然想到當做玩具的老虎形狀的金屬物件，看似銅質，應該能買點錢。於是帶上“銅虎”前往西安，打聽到了一家廢品收購站，準備以廢銅賣掉。
到了收購站時，楊東峰又有些遲疑，如果有人問起這物件是哪兒來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可又不甘心，就這樣猶豫不決的在門口徘徊了很久。
這時，楊東峰的舉動引起了一位文物專家的注意。他上前詢問楊東峰是否有東西要賣，並和楊東峰講自己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如果是有價值的文物，價格要比賣廢品高好幾倍。
聽說能賣好價錢，楊東峰掏出了“銅虎”。文物專家反覆看著這件虎形金屬物件，又詢問了一些當初發現時的情形，以及怎麼後來怎麼處置的。清楚了情況之後，專家給了楊東峰50元錢買下了“銅虎”。在當時，50元錢相當於高級技術人員一個月的工資，能買大概400斤大米。
專家為何出這麼高的價錢買下這個金屬物件？到底有多高的價值？
上世紀70年代末，國家對文物保護工作日漸重視，省市鄉鎮各級文物工作者們也都深入民間，搜尋流落於鄉間地頭的國家重寶。在收購站遇到楊東峰的人叫戴應新，來自西安市博物館的文物專家。
戴應新反覆觀察了這件金屬物，憑藉多年的文物鑑定經驗，心中有了基本的判斷。
公元前257年，趙國都城邯鄲被秦軍圍困，趙王求救於魏國，魏王派大將晉鄙帶領十萬部眾前去援救趙國。晉鄙懼怕秦國報復，不敢衝鋒，只是在外圍安營紮寨。魏國公子信陵君設下計謀竊得虎符，奪了晉鄙兵權，大破秦軍，解救了邯鄲。這就是歷史上“竊符救趙”的故事。
從材料和形制上，“銅虎”有可能出自戰國時期，而它的作用應該是調兵虎符。
回到了博物館，戴應新仔細端詳這件“銅虎”，它首尾長9.5釐米，上下高4.4釐米，厚0.7釐米，正面突起如浮雕，反之背面則下凹，虎型， 昂首環眼，半張口，耳向後豎緊貼腦際，收腹彎背，兩腿前屈，尾末上卷，一付昂揚威武的神態。
戴應新順著這件“銅虎”身上金色的字跡紋路讀出了上面的內容: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毋會符，行殹。”
從文字描述來看，可以基本斷定“銅虎”確實是虎符。戴應新馬上聯繫相關的歷史學專家對“銅虎”進行鑑定和斷代，經過當時秦漢歷史學專家陳直先生的鑑定，這件做工精美的銅質虎型符，就是秦代調兵用的“杜縣虎符”，只可惜這件符只是左符，被秦的地方官員所持有，而帝王所持有的右符並沒有發現。
1979年4月2日，一篇名叫《秦兵甲之符考》的文章在《西北大學學報》上發表，頓時引起了中國考古以及歷史學界的一片驚歎。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當時在西北大學歷史系任教的陳直教授。
他在文中指出，這枚出自秦國杜縣的虎符，就應該是秦始皇時期調兵所用的虎符。而結合虎符上的錯金字與同時期的新郪和陽陵虎符上的文字比較後，確定這枚虎符就應該是始皇6年以前， 秦王嬴政同父異母的兄弟嬴成蟜所用的兵符。
然而當時已經步入暮年的陳直老先生並沒有想到，他的這篇文章掀起了中國考古學界一場長達數年的關於“秦杜虎符”真與偽之間的論戰。
其實在之前，虎符就有過出土，而最著名的就是秦“新郪虎符”和秦“陽陵虎符”。曾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師的羅福頤老先生，對兩件虎符都有過深入的研究，當得知“秦杜虎符”出現時特別感興趣。但是對照了“秦杜虎符”的照片以及當時發表的很多文獻資料，他發現了一些讓自己很不解的地方。
其一地點：《秦兵甲之符考》中所提到的發現地點西安郊區山門口公社北沉村並不存在。疑為杜撰。
其二文字，不論是秦“新郪虎符”還是秦“陽陵虎符”，符上的錯金字都是從頭之尾書寫的，而“秦杜虎符”則是從背至腳書寫的。而這種寫法有別於古代的書寫方式反而更傾向現代。
其三大小，秦杜虎符要比另外兩件虎符大上不少，作為調兵遣將用的虎符，便於攜帶和使用，明顯的越小越為實用。
其四形制，秦“新郪虎符”和秦“陽陵虎符”所採用的形制都是臥虎，而“秦杜虎符”採用的則是立虎，明顯與傳統形制不符。
其五語法，秦“新郪虎符”和秦“陽陵虎符”上的文字，頭兩字均為“甲兵”而“秦杜虎符”上則為“兵甲”。
其六稱呼，歷代秦王在春秋時稱公，戰國時稱王，統一後稱皇帝，從未聽說過自降稱君的，認為杜符上所寫的“右在君，左在杜”是作偽者不明歷史的一大力證。
以上是最大的六個疑點，羅福頤老先生再結合自己在建國初年與京城文物造假者的長時間接觸得到經驗，羅老先生得出了“秦杜虎符”實為假造的結論。他更加大膽的推斷，這件所謂的“虎符”應該是造假者利用古代的一種樂器古錞上面的虎鈕改造而成。
隨後，羅老先生向外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其中以期刊《文物》中的《杜陽虎符辨偽》以及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出版的《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影響最為巨大。整個中國考古和歷史學界頓時一片譁然。
在之後長達數年的論戰之中，無數的觀點也湧現了出來，正反雙方在各種刊物上的交戰日趨激烈，但是到了1983年，這場論戰卻突然戛然而止。而在人們還在議論“秦杜虎符”到底是真是假的時候，他們卻沒有留意到正反兩方的兩個重要人物，陳直先生和羅福頤先生已經在1980年和1981年相繼離世。
其實在最初，這場論戰就已經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他就是陳遵祥，那時的“秦杜虎符”已經落戶於陝西省博物館，身為保管部主任的他在看到了羅老先生的文章以後也十分震撼。但是在情急之下，他並沒有馬上撰文反擊，而是不動聲色地來到了楊東峰所居住的村子，反覆詢問當時發現虎符的地址和相關信息。
這裡原來叫作“南關道”，1975年冬的一天，年僅11歲的楊東峰就在這個地方幫助平整土地，而“秦杜虎符”就是在這裡距離地表30釐米的緩坡半腰中出土的，距離他所居住的北沈家村僅有0.5公里。
在古代“南關道”是一條南北大道同時也是秦京畿東南重兵鎮守的要地，當時出土現場還遺留有大量的周秦時期的陶釜殘片，這些發現至少說明這裡絕不是羅老先所說的杜撰之地，而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會則是因為在之後的簡訊中，由於錄入的失誤，簡訊作者誤把北沈家村寫為北沉村造成的。可以說當時的羅福頤老先生得到的是一條錯誤的信息。
至於秦杜虎符上的文字，大小，形制，語法和稱呼這些疑點，陳遵祥重新做了細緻的研究。
首先，“秦杜虎符”的大小和形制為什麼與同時期的秦“新郪虎符”和秦“陽陵虎符”不一樣呢？同一個年代為什麼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虎符? 陳遵祥在一開始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感覺十分的棘手，他馬上找到了羅老先生所提到的樂器古錞的相關資料，反覆比對古錞上面的虎鈕與“秦杜虎符”之間的聯繫，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羅福頤的判斷。
“秦杜虎符”絕對不是後世的人根據古錞上面的虎鈕改造作假而成的，雖然“秦杜虎符”確實要比新郪和陽陵虎符大，但是隻是略大一些，在長、高上分別長出1.2-1.7釐米。而戴應新反覆觀察手中作為比對的西周銅錞，發現它不僅在樣式上與“秦杜虎符”區別較大，而且在尺寸上更是要遠遠的大於“秦杜虎符”，在首位長度上更是相差5.2釐米之多。這樣大的差距後世如果要仿製，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秦杜虎符”上的文字是否是後世的人後加上去的？陳遵祥根據文字的差異作了具體的研究，在這短短四十個字中，除了一開頭的兵甲之符、甲兵之符以及稱呼王和君的區別，“秦杜虎符”和秦“新郪虎符”在整文的敘述方式和語法上幾乎一抹一樣，這就說明，如果這段文字不是偽造的，那麼兩件虎符的年代應該比較接近，但是這樣的結論又牽扯出一個問題，如果假定文字不是偽造，那麼既然是年代如此接近，為什麼“秦杜虎符”明顯與另外兩件虎符在形制上有如此大的區別呢? 到了這裡，問題好像陷入了一個死循環， 陳遵祥雖然否定了羅福頤先生對於“秦杜虎符”是後世根據古錞其上的虎鈕仿製而來的說法，但是杜符的真偽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緊靠手中的線索不僅不足以證明杜符的真實性，反而更加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 而面對這樣的情況， 陳遵祥的研究此時也無可避免的停滯了下來。
1982年底，距離“秦杜虎符”的發現已經4年，陳直先生和羅福頤先生也已經相繼離世，然而此時的考古界仍然沉浸在一片喧鬧聲中，無數的猜想和假設也在這長達數年的論戰中或被推翻或被證實，但是對於“秦杜虎符”的真偽卻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直到一篇文章的出現，它讓早已陷入了死衚衕中的陳遵祥抓住了那一絲的靈感。
這篇名叫《關於秦國杜虎符之鑄造年代》的文章發表在了1982年第11期《文物》上，作者叫馬非百，當時國內有名的先秦歷史學家。馬先生在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秦國曆史上一個人，而正是這個人曾經稱君而非稱王，那就是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公元前357年～前311年），嬴姓，名駟，在秦國的歷史上非常有名，在位27年間，任用賢能，推行法制，並不斷向外拓展領土。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打敗魏軍，奪取河西之地。而從那時起，秦以黃河、函谷關為界抵禦關東諸侯，進可攻，退可守，為後世秦軍逐鹿中原奠定了在戰略上十分有利的地位。
馬非百先生在1982年的文章中的說法一下子給處於困惑中的陳遵祥帶來了一條新的思路，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專家和學者都認為“秦杜虎符”的年代應該與秦始皇有關， 無論是陳直老先生所認為的被秦始皇同父異母的兄弟贏成蟜所持有，還是其他學者所認為的秦始皇自用，他們的觀點都是“秦杜虎符”出自於那個時期的秦國，但是馬非百先生卻一下子把“秦杜虎符”的年代向前推進了近100年。
此時的陳遵祥馬上意識到了這條線索的重要性， 他馬上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果不其然，在《史記·秦本紀》中找到了文字依據，文中詳細的記載了秦惠文王在他在位的前13年卻一直在稱君，直到第14年才改稱王這一事實。
這一發現極大激勵了陳遵祥，因為他知道，如果說“秦杜虎符”鑄造於秦惠文王時期，那麼在形、制文字、大小上“秦杜虎符”與秦“新郪虎符”和秦“陽陵虎符”的差異則可以徹底解釋清楚。
歷經多年的研究，陳遵祥終於一個一個的解開了羅老先生所提出的疑問，而之後一個完整的關於“秦杜虎符”的發現，辨偽真相的清晰脈絡也逐漸浮現出來。
原來，虎符在歷史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政權的更迭不停的推動著虎符作為一種軍事政治工具的發展，但是說起虎符則必須先要說到另外一種與虎符作用相似的一種傳令工具——節。在先秦時，符合節的種類眾多，雖然形狀各異，但是在用途上並沒有分的十分精細，虎節和虎符都有傳令調兵的用途。
而陳遵祥認為，符節在那個時代正處於快速發展的時期，而虎符作為周制虎節的一種延續，必然有一些與後世虎符不同的地方，早期虎節的形制就是站虎，而“秦杜虎符”作為現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虎符，還殘存著站虎的形制並不意外，而後期的秦“新郪虎符”和秦“陽陵虎符”的伏虎相則是秦統一時期，站符形的轉變。而文字、語法的些許偏差也正是那個時期，虎符形制轉變的一種必然的過程。
“秦杜虎符”發現至今已經四十年過去，如今作為鎮館之寶在陝西曆史博物館中陳列。學術界關於“秦杜虎符”的真偽之爭的硝煙看似彌散，但眾說紛紜之中仍缺乏更加權威、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出現，來一定這場爭論的乾坤。也許有一天另一半“秦杜虎符”被發現，得以讓世人一覽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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