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中國水災，被認為是人類有記錄以來破壞性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列為全世界十大自然災害事件之首。受災省份多達23個，全國2/3地區、8千萬人口受災，洪災中死亡數近100萬，死於洪災引起的饑荒與疾病者達到370萬，據國際聯盟估算甚至將近千萬。
1931年5月下旬開始，中國發生反常的大面積降雨，雨量是平常年份的好幾倍，長江、黃河、淮河、松花江、遼河、鴨綠江流域都持續下了3個多月的雨，有的地方一天雨量就超過200毫米，導致長江、黃河、淮河和支流的水位暴漲。
由於舊中國多年軍閥割據，南京國民政府忙於內戰，三條大河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無人監管，泥沙淤積、水路堵塞，而長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陽湖被開墾，蓄水能力下降，因此抗洪能力很差。
受災最嚴重的地區就是武漢。5月10日，漢口站水位超過22米，7月5日接近24米，8月19日超過28米，最大洪峰流量接近每秒60000立方米。
在連續暴雨中，如能及時投入33萬銀元用於加固堤壩，還有一線機會，但蔣介石卻挪用了築壩的庫存金購買槍支進行內戰，導致7月28日漢口江岸決堤，碼頭上的車伕、苦力當場溺死2500人。
四年前還是民國首善之區的武漢，市區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米，最深處達5米。漢口、武昌、漢陽全被淹沒，武漢全境被水淹沒兩個月，電線中斷、店廠歇業、百物騰貴。
據《申報》記載，武漢共16.3萬戶被淹，受災人數達到78萬人。
昔日繁華的江漢路，全都成了河道。
全市2200多條船隻在市區遊弋、用於交通。《泰晤士報》記者寫道：“揚子江水漫過了江邊馬路，城裡的許多地區都被淹了。黃包車仍然在接活，在幾乎沒到了座位的深水中拉客。在街道上劃舢板成為每天都能見到的一道風景。”
災民們露宿在高地和鐵路兩旁，或困居於高樓屋頂，白天像火爐似的悶熱，由於國民政府的中央賑災委員會根本沒有任何有效救災措施，洪水中到處漂浮著人畜屍體，瘟疫蔓延，死傷慘重。
漢口狀況極為艱難，安葬屍體和安置難民這兩件事非常困難，市政府宣佈從晚上十點到凌晨五點實行宵禁，但是每天晚上仍然發生許多搶劫案件。
漢口：一個運送食物的苦力站在深水區。
從湖北到江蘇，沿途共有354處出現絕提、漫堤，湖北、安徽、江蘇等南方8省嚴重受災。安徽省首府安慶城也部分被水淹沒。
大量農田和村莊、城鎮被淹沒，百姓流離失所。
在社會各界和國際人士呼籲下，各界力量與國民政府一起組成救濟水災委員會，調集資源賑災。
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江南災民們每家僅得到六角賑款，相對受災損失來說，不過杯水車薪。
9月17日，宋子文推動南京國民政府發行了第一批賑災公債3000萬元。同時，孔祥熙致電張學良，要求當年惟一農耕正常的東北運糧賑災。此時，近億災民的冬衣問題也迫在眉睫，政府開始以每日一萬套的速度趕製冬衣，並且全國徵求破舊衣服和鞋，經消毒後運發各地。
此次水災令南京國民政府開始重視修林造堤的的水利工程問題，並試圖完善中國的水災救濟機制，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多年內戰，水利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反而產生了大批貪官汙吏，直到1949年，全國僅有23座水庫，江河堤防僅4.2萬公里。
如曾任全國建設委員委員長的張秋白，本是安徽省建設廳長，通過皖江沿線的江堤建設工程中飽私囊，買官成為全國建設總長，又試圖通過沿江水利建設來撈取個人的好處，因民憤太大，後被鐵血殺手王亞樵斃於槍下。
趁我國難，日軍趁機在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開始侵華戰爭。
新中國成立後，高度重視水利建設工作，1949年至1976年，全國建成大、中、小水庫85000多座，修築江河堤防28.69萬公里，治淮決勝，有力地保障了抗洪防旱工作。
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武漢關水位最高達29.43米，超過1931年的28.28米，而武漢安然無恙，當年水災死亡人數和損失不到1931年水災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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