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遙遠的救世主》:隨緣、惜緣、不攀緣,文化屬性,階層…

非讀懂不能理解。

讀《遙遠的救世主》:隨緣、惜緣、不攀緣,文化屬性,階層…


在豆豆小說《遙遠的救世主》中,隨緣這個詞兒出現了7次。


能夠接觸到這本書,緣起於接觸到王志文、左小青主演的一部電視劇《天道》。在第一集中,肖亞文如是評價丁元英:

“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會賺錢的人、地位高的人、有思想的人、有學問的人……我想,或多或少、直接間接,我都見過,但他們都是人,想的、乾的都是人的那點事。丁元英不同,他跟正常人的思維顛倒了,說鬼話,辦鬼事,倒行逆施,但是還有道理,像魔,柏林有個居士說他是極品混混。”

這樣的一部劇很是吸引人一口氣看完………

1.隨緣

肖亞文給丁元英當過一年的助理,說有緣不為過。丁元英用從德國私募而來的1億多元,在中國股市賺取了1億多元,僅僅用了11個月的時間,隨之私募基金解散,丁元英的幾百萬歐元不得不被凍結3年,由此開始了他在古城的故事。

丁元英說:“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總有一種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個地兒一個人待著,沒有主義,也沒觀念衝突,相互之間誰都不妨礙。”因此,肖亞文給他在古城(山東聊城)找了一套房子,從此以後他將在古城“隱居”3年。

隨後,他遇到了芮小丹。他與芮小丹無疑也是有緣的,後來能夠成為男女朋友,說明這種緣很深刻,不過最後芮小丹的死去,也是一種緣起緣滅了,此是後話。

芮小丹的靈魂為丁元英40萬元的音響效果所震顫,“原來人還可以這樣活著”,隨之她結緣了葉曉明、馮世傑、劉冰。順便一提,丁元英因為某種原因在“窮困潦倒”之際,開始變賣印有自己名字“元英”的原裝進口唱片,新片價格150元,劉冰收50元1張。在劉冰這裡,丁元英總共賣掉了300多張唱片。丁元英與劉冰的緣,可以說是起源於生意的緣。

韓楚風與丁元英是好友,肖亞文與芮小丹是好友,芮小丹與歐陽雪是好友,葉曉明、馮世傑、劉冰三人是音響世界的發燒友。

前面說的是主要是幾個主角之間的緣起。其實,這部小說的故事也是隨緣而生。肖亞文讓芮小丹“照顧”丁元英,結果丁元英一年之中寧願變賣唱片“為生”也沒去找過芮小丹幫忙。丁元英對芮小丹說自己的音箱也就幾萬元,結果芮小丹發現其實那套音箱價值超過40萬元。也就有了後來的一次酒局,用芮小丹的話來說:“我想,還是先請他吃頓飯,找幾個能喝酒的文化人作陪,不委屈他,歉疚、窩火一鍋燴了。剩下的事,看看再說。”

結果在酒桌上,丁元英自己連喝6杯酒後背誦了一首《自嘲》:

自嘲

本是後山人,

偶做前堂客。

醉舞經閣半卷書,

坐井說天闊。

大志戲功名,

海斗量福禍。

論到囊中羞澀時,

怒指乾坤錯。

這次酒局中,通過對芮小丹眼神的觀察,歐陽雪發現好友芮小丹愛上丁元英了,歐陽雪說:“何必呢,女人都讓你扯得一絲不掛了,你一個大男人還矜持什麼?”故意為難丁元英,丁元英隨之為歐陽雪指定了一支股票。

這之後,審訊罪犯王陽明,芮小丹在丁元英的幫助之下,說出了那句:神即道,道法自然,如來。進一步深刻地解釋了文化屬性延伸開來的人的屬性問題。

文化屬性是丁元英自創的一個詞兒,在《遙遠的救世主》中出現了27次。按照他的理解,支配人的價值取捨行為的那個東西就是主,即文化屬性,任何一種命運歸根到底都是那種文化屬性的產物,強勢文化造就強者,弱勢文化造就弱者,這是規律,也可以理解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衡量一種文化屬性不是看它積澱的時間長短,而是看它與客觀規律的距離遠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輝、是燦爛,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傳統和習俗得過過客觀規律的篩子。”

在與芮小丹探討文化屬性的時候,丁元英如是對芮小丹說:“比如說文化產業,文學、影視是扒拉靈魂的藝術,如果文學、影視的創作能破解更高思維空間的文化密碼,那麼它的功效就是啟迪人的覺悟、震撼人的靈魂,這就是眾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場、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與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販毒那樣耍花招,沒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風險。”

“你的前途在哪兒?就在無明眾生,眾生沒有真理真相,只有好惡,所以你才有價值。覺悟天道,是名開天眼。你需要的就是一雙天眼,一雙剝離了政治、文化、傳統、道德、宗教之分別的眼睛,然後再如實觀照政治、文化、傳統,把被文化、道德顛倒的真理、真相顛倒過來,隨便你怎麼寫怎麼拍都是新意和深度,這就是錢,就是名利、成就、價值,隨便你能說的什麼。”

利用文化屬性,丁元英設計了一個“殺富濟貧”的局,緣起緣滅的,是農戶成為自己救世主,三個發燒友股東進進出出,樂聖公司董事長林雨峰開車自殺,劉冰跳樓,肖亞文接盤……

2.惜緣

作為無明眾生,我們往往是在即將要失去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東西的可貴。但是很多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的時候,可惜已經太晚了。

芮小丹就是一個例子。丁元英為芮小丹建議了一條文化屬性道。

芮小丹說:“只要不是我覺到、悟到的,你給不了我,給了我也拿不住,葉曉明他們就是例子(三位發燒友成為扶貧公司股東後期退出)。只有我自己覺到、悟到的,我才有可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才是我的。”最後她覺到悟到了,可惜,最終芮小丹沒有等來實踐這條道的機會。是不是很可惜?

《遙遠的救世主》這部小說,其實可以換作另外一個名字《天國之戀》。芮小丹去丁元英家聽的第一首曲子就是《天國的女兒》。後來,芮小丹找導演父親探討的劇本《天國之戀》,表述了自己看法,這就有點劇中劇演員說戲的味道了。她自己其實就是來自天國的那個女孩,脫離了貪嗔痴地自性自在的這樣一個人。

肖亞文無疑是一個懂得惜緣的人。在丁元英的私募基金解散以後,她與芮小丹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

“總之這個人對你有用,你是想在私募基金解散以後還能跟他保持聯繫,慢慢成為朋友。”

肖亞文輕輕搖搖頭,淡淡地說:“朋友?不可能。認識、熟人、夠得上說話,這就已經不錯了。咱跟人家根本不是一種人,憑什麼跟人家成朋友?”

芮小丹說:“僅僅是認識有什麼意義?你總得為點什麼。”

肖亞文說:“認識這個人就是開了一扇窗戶,就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聽到不一樣的聲音,能讓你思考、覺悟,這已經夠了。其它還有很多,比如機會、幫助,我不確定。這個在一般人看來可能不重要,但我知道這個人很重要。”

最後,肖亞文接盤了這個扶貧公司,很多人都說她才是最大的贏家。或許吧。

3. 不攀緣

要說攀緣,不得不說到階層。階層這個詞兒,在《遙遠的救世主》中出現13次。芮小丹準備花幾萬元買一套音響的時候內心有過掙扎:幾萬元買一套音響,那該是什麼階層才可以享有的消費,這對於她無疑是一種奢侈。

隨後,芮小丹去北京,正天集團總裁韓楚風去火車站接她,肖亞文選擇了迴避。她感到心裡很不是滋味,也就是在這一刻,她腦海裡不自覺地閃出了一個平時很少留意的詞:階層。

這裡面,葉曉明、馮世傑、劉冰可謂都攀了緣的,換句話說,攀了階層,他們與丁元英不是一個階層的人物。利用丁元英的高人身份,他們三人作為股東,一起幫助王廟村的農民扶貧。

緣起的時候,丁元英起心動念本來就是想著成就他們三位的。丁元英說:“這事起因複雜,簡單地說就是開發王廟村的廉價生產力資源,拉動王廟村經濟,給葉曉明、馮世傑、劉冰他們一個成就事業的機會。這個市場夾縫雖然很窄,但是成就王廟村和幾個發燒友是足夠了。”

劉冰這種人在中國大有所在。先來看看劉冰在高光時刻的心理體驗:

劉冰落下車窗玻璃,點上一支香菸,側著身子悠閒地觀賞車窗外的雨景。寬闊的馬路上車來人往,樹木被小雨洗刷一新,空氣清涼、溼潤,雨點兒淅淅瀝瀝地落著,在地上不規則地跳躍,發出美妙的“沙沙”聲,彷彿是一首年代久遠的老歌在耳邊迴響,能把人的思緒帶向一個無拘無束的自由境地,讓人有一種寧靜的歸依感。

置身於首都聖地,坐在舒適的汽車裡聽輕柔的雨聲,真是一種愜意的享受。劉冰覺得自己像做夢一樣,一夜之間就步入了一個以前只能遠遠仰視的階層。

不過,劉冰是一個想要高人指點出人頭地而又不願意承擔任何可能的風險結果的人。

丁元英其實早就應該有所料到。韓楚風就曾經如此說到:“這盤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如果扒著井沿兒看一眼再掉下去,那就真是飽了眼福,苦了貪心,又往地獄裡陷了一截子。”丁元英說:“讓井底的人扒著井沿看了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讓他患上精神絕症?”

遭遇風險之際,葉曉明也不大願意承擔:“那也得講理,是誰的決定導致了這種局面?當時咱們就反對,她歐陽雪就是不聽嘛,現在讓咱們跟著承擔後果,這合理嗎?”

葉、馮、劉找歐陽雪退股,歐陽雪選擇了承擔。三人誰都沒有想到歐陽雪會這麼簡單地答應了,他們原以為歐陽雪會以公司法和創建公司的背景為理由一口拒絕,因為一旦格律詩公司敗訴,此時接受股份轉讓就意味著承擔了這一部分股份的法律責任……

歐陽雪就不明白一個問題:格律詩公司到底是誰的事?是誰非要找高人指條道?是誰需要通過格律詩公司解決生存和事業問題?商業投資就要承擔商業投資的風險,請高人決策就要承擔請高人決策的風險,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能承擔的風險就不要湊熱鬧,怎麼就可以……可以……這樣?!

最後的最後,肖亞文選擇了接盤,選擇了承擔:“我的機會就在於敗訴的風險,等打完官司,我就不該有機會了。如果可以勝訴以後再入股,以葉曉明他們的資歷,他們理當比我有優先權。勝訴以後公司升值,如果按升值後的股價入股,我就得承擔更多的負債……

肖亞文對於自己一直是有比較清醒認識的:“還在北京漂著唄,咱一沒能耐二沒本錢,除了打工還能幹什麼?省吃儉用攢點錢,看將來有沒有機會。”

“我的機會就在於敗訴的風險,在於應訴之前。我本來就是個打工的,輸了接著打工。對我來說,能有個往牌桌上湊的機會就已經很不錯了。”

“敗訴了,我還去打工,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等老的打工都沒人要了,我就擺個小攤、開個小店。這不是我願不願意的事情,是我必須得這樣。如果我這輩子都沒把債務還清,那歐陽也只能認倒黴了。”

攀緣的問題,在丁元英與智玄大師論道的時候就提到,丁元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的死結在一個“靠”字,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薩、靠皇恩……總之靠什麼都行,就是別靠自己。這是一個沉積了幾千年的文化屬性問題,非幾次新文化運動就能開悟。

在審訊王陽明的時候,芮小丹就指出,王是一個弱者,一個弱勢文化群體的人,在強勢文化裡面他會覺得自卑,他的邏輯實質是強盜邏輯,追求破格獲取的邏輯。另外階層的上升之路,其實也是一種破格獲取之路。

所以在扶貧王廟村的農民這件事兒上面,他一開始就說了,要“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中間的空間就是生存空間。人一生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生存問題,一個是生命的價值。

如果非要深究之攀援後又不能承擔的緣起,其實本質是一個心裡成本的問題。

對於心裡成本,丁元英無疑是有過深刻的體驗:“股票的暴利並不產生於生產經營,而是產生於股票市場本身的投機性。它的運作動力是:把你口袋裡的錢裝到我口袋裡去。它的規則是:把大多數羊的肉填到極少數狼的嘴裡。私募基金是從狼嘴裡夾肉,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風險。所以,得適可而止。”

“這裡面既有政治經濟學,也有市場經濟學,既要為改革開出一條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陣痛,這時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這種背景下,你既得盯住莊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門的快刀,你得在狼嘴裡有肉的時候下筷子,還得在衙門拔刀之前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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