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一位挺著大肚子的姑娘站在維也納總醫院的第一病區的病房前，和穿著藍色法蘭絨長制服的和藹女護士僵持著，無論如何都不願踏進病房一步，彷彿裡面有噬人的怪獸正張著大嘴隨時準備吞食她年輕的生命。女護士有些不耐煩，扭頭看了看身後的病房——陽光穿透醫院的玻璃窗，照在地板上，帶來喜人的溫暖和舒適。病床上躺著很多待產的孕婦，她們的身邊圍著三三兩兩的醫生和實習生，正邊記筆記邊低聲地交談著，一切井然有序。
女護士又扭過頭來，低聲安慰著面露慌亂的姑娘，“不要擔心，親愛的”，她加大了力氣，將姑娘攙扶進了病房內一張閒置的床邊，“這裡並不總是這麼忙，現在天還早，學生們剛剛從停屍房來到這裡，所以都急著做些檢查，很快他們就會離開的。”
姑娘並不知道什麼是停屍房，但顯然還是被嚇得夠嗆，即將臨盆的痛苦拉扯著她的神經，將她的思維攪成了一團亂麻。唯一深深刻在腦子裡的只有來醫院前朋友反覆叮囑的一句話：“不要去第一病區，一定要去有助產士接生的第二病區。”但很顯然，她還沒來得及再次重申請求，腹中的孩子便急不可耐地要來到這個世界了。
婦產科病房也是如此
姑娘痛苦的呻吟引來了一位實習生的注意，他匆匆跑過來，笨手笨腳地開始為她做檢查。每當實習生粗鈍裸露的手指探入她體內用力推壓，姑娘只能拼命咬緊牙關才不會放聲痛苦嘶叫。實習生的老師不得不匆匆跑過來，進行現場教學指導。他們興致勃勃地交談著，記錄著，護士們在一邊想要制止這種不合時宜的行為，但很顯然，沒人會聽。
十幾個小時的漫長折磨後，在產鉗的幫助下，姑娘掙扎著生下了孩子。然而她很快開始嘔吐，腹痛，心跳加速，卻冷得一直打寒顫。她無法保持清醒，耳邊卻時不時能聽到教士的搖鈴聲。她知道，那是身著盛典長袍的神父為病危孕婦實施聖禮前，助手穿越走廊時搖動的手鈴聲，
像極了死神前來索命的前哨。當死亡真正降臨時，姑娘被賜予了短暫的力量，使得奄奄一息的她忽然有力氣坐了起來，朝著虛空大喊著“爸爸，原諒我吧”，然後頹然仰倒，停止了呼吸。
產褥熱
大家司空見慣地難過著。醫院每6名產婦中，就有一個會死於產褥熱。沒人知道是為什麼，甚至連產褥熱的病症來源都搞不清楚，只能將其歸為某種“流行病”。儘管有助產士的第二病區總是比醫學生所待的第一病區產婦死亡率低，但並沒受到足夠的重視。只有28歲的助教賽麥爾威斯在為被手術刀意外刺傷的好友雅各布·科爾萊奇卡做屍檢時，發現雅各布的驗屍結果與患產褥熱而死的婦女有著驚人的相似，從而提出了個在當時看來頗為大膽的假設：
當時法律規定，在醫院死亡的病人必須進行屍檢。因此醫生們經常要去停屍房解剖屍體，可以想見，結束後手上沾滿“不可見的腐爛有機物質”，或許只是匆匆擦一擦，便奔去病房為孕婦做孕檢。正是這種交叉感染，才使得婦女的產褥熱致死率大大提高。他還有著絕佳的參照物——由助產士負責的第二病區死亡率低得多，很大可能就是助產士沒有接觸屍體。
於是，在賽麥爾威斯為自己爭取到一個產科病房後，便迫不及待地將自己的設想投入實踐：醫生在接觸病人前，必須用氯洗手。而肉眼可見的數據是，他負責的產科病房一年內死亡率便急劇下降。遺憾的是，賽麥爾威斯試圖說服同行接受洗手帶來的好處，但大部分人顯然不想買賬。
洗手，一種從未被徹底貫徹的習俗
洗手，是項技術含量低，收益卻極高的清潔活動。可有效預防小到拉肚子，普通感冒，大到MRSA，SARS和禽流感的傳染。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19世紀，僅僅在醫療體系內推廣洗手運動都如此吃力，更別提普通大眾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古時候人們的個人衛生問題更加堪憂。恰恰相反，當時人們對手部清潔極其重視。《出埃及記》中說：“亞倫和他的兒子要在這盆裡洗手洗腳……他們洗手洗腳，就免得死亡。”洗手不僅僅是務實，還是榮譽和文明的象徵。古希臘人相信，當客人來訪時，提供洗手盆和毛巾是最基本的禮儀。
洗手與身體——心靈的純潔有關，在古代是神聖的事情
就連在我們印象中骯髒的中世紀和並不衛生的文藝復興時期，盥洗雙手也是極其受關注的事情。修道院的迴廊普遍設有用來洗手的石槽，富裕人家的室內也通常在角落備有水壺、盆和擦手布。甚至禮儀書籍中明確表示，飯前飯後必須洗手，忘記的人應以此為恥。
直到17世紀，瘟疫帶來的災難後果使得一部分醫生相信，正是因為人們在溫水中洗手，毛孔被打開，才讓鼠疫和其他疾病趁勢而入，甚至感染血液。中世紀黑死病蔓延，大家沒有去找老鼠的麻煩，卻在秋後算賬時把隨十字軍西來的公共浴室打成了危險地區。
中世紀的餐前洗手
在不清洗運動中，比較有名的應該要屬“臭名昭著”的法王亨利四世。他的道德品質被強烈的“汗、馬、腳臭和大蒜臭味”襯托著，也變得可敬可愛了起來。但國王本人顯然不以為杵，還堅決鄙視任何注重個人衛生的良好行為。得知蘇克公爵洗了個澡，亨利四世大驚失色，通知蘇克公爵被暫時性隔離，直到油紙和灰塵重新為他的外表敷上厚重的防護為止。
按照這個思路來看，雙手作為暴露在外界環境第一線的人體部分，不洗才是對家人和自己負責的態度。可自古而傳的習俗卻告誡大家，不勤洗手是可恥的行為。因此上層社會可能會為此糾結不已，但普通民眾顯然並不用憂慮——工業革命建立了工業生產線，但公共飲水系統卻並沒有跟上發展步伐，相反，由於水汙染嚴重，清水的價格並不低廉。再加上城市人口密集，貧民窟幾十甚至上百人需要共用一個廁所，更別提建立貌似看起來沒什麼大用處的洗手設備。兩者相輔相成，人們對洗手有意無意的忽略以致成習慣也就不難理解了。
洗手，不僅關乎個人衛生
於是，當賽麥爾威斯為洗手運動奔走呼籲十幾年，除了嘲笑和排擠，他幾乎得不到任何回饋，儘管這種做法大大減少了因產褥熱而導致的死亡。直到路易斯·巴德斯提出了細菌理論，才終於為賽麥爾威斯的洗手倡議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持。甚至直到磺胺和抗生素出現前，人們與病毒作鬥爭的唯一方法就是，將它們洗掉。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洗手在民眾中的普及率變得可觀了起來，恰恰相反，公眾個人衛生意識仍然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19世紀末，美國公共衛生改革促使政府出資建造了一批公共浴室和洗手間，以提供給貧困的本國居民和外來移民清潔身體。1897年，芝加哥自由浴與衛生聯盟宣佈：“可以給這些不文明的歐洲人湧入我們的城市帶來最大的文明力量就在於公共浴場。”
工業革命造就了產業工人，也催生了衛生事業的現代化
但就其本身而言，公共浴場的建設不足以說服人們去洗手。洗手本身花費20秒，但走去公共盥洗室卻要耗費20分鐘，誰又能特意為此奔波一趟呢？
可20世紀初爆發的大規模西班牙流感和其他傳染病又使得社會學家和家庭經濟學家們不得不警惕這種不良的衛生習慣帶來的負面影響。社會工作者輪流上門宣講“細菌”帶來的可怕危害，尤其是那些家中有新生兒的母親，更是著重的宣傳對象。他們倡導，母親應該成為家庭的榜樣和道德指導者，擔負起督促邋遢的丈夫和好動的孩子們洗手的重任。
現代衛生十字軍，個人衛生意識的推廣成了一種“使命”
有數據表明，1900年，美國兒童飽受傳染病的困擾，每10名兒童中就有將近2名死於這個原因，尤其以5歲以下嬰幼兒居多。而這些可怕的後果只算在母親的頭上：如果家中孩子去世，很大可能就是母親沒有良好的衛生習慣。
社會工作者們為家庭主婦帶去了“細菌焦慮”感，而家庭經濟學家接下了她們遞過來的接力棒，鼓吹家庭主婦向銷售商們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衛生習慣，比如從經常清潔和洗手的乳製品廠購買嬰兒牛奶，去經常洗手的麵包師和食品雜貨商那裡購買其食物。我們知道，20世紀的消費市場是家庭主婦的天下，她們的購物籃主宰著商家的興衰。因此，從這一群體入手，無疑會使洗手推廣運動事半功倍。
“不注意衛生就不許進門！”
但是，焦灼著家庭婦女們神經的並不僅僅是外界的威脅，有時候更多的是來源於枕邊人的不合作。曾有貧困的母親寫信給家庭經濟學家訴苦說：“我盡力保持著我和孩子的整潔，奈何孩子的爸爸不以為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曾報道了一些例子，這些例子表明了家庭生活中男女的在衛生清潔上甚至洗手頻率上的明顯差異：“媽媽沉迷於擦拭每個可能會被孩子觸碰到的角落和玩具，並責罵玩了一身泥巴回家的你，但爸爸卻會鼓勵你去泥地裡打滾。”並指出，“是不是隻有一種令人恐懼的致命傳染病暴發，才能使人們聽媽媽的話，乖乖去洗手？”
看起來真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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