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日本，一片狼藉。
長期的戰爭，勞民傷財，無數人的生命和42%的國民財富悉數被摧毀。彼時日本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尚且不到戰前最高水平（1934~1936年平均水準）的40%，30%~60%的工業設備遭到破壞，主要產品產量幾乎銳減至此前巔峰時期的50%以下，就連農業也縮減至戰前的78%。再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大面積的工人失業，民眾士氣極度低迷，社會處處蔓延著蕭條的氣息。
日本經濟學家有澤廣已在其著作《日本產業百年史》中，用這樣一段話來描述日本戰後的經濟狀況：
“一面是已經毫無價值大量的戰爭用生產設備殘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民眾，東逃西竄……簡直是人造沙漠。”
另一方面，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在喪失部分國家主權並深受“敵國條款”制約的同時，深入人心的負面形象令其長期被其他國家孤立疏離，這給日本開展外交帶來了極大阻力。
面對“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夾擊，日本痛定思痛之後，開始集中力量恢復國民經濟發展：先是有傾斜性地將有限的物資與大量政府撥款優先投放至鋼鐵和煤炭兩大支柱行業中，以此帶動工業生產的反彈；再通過解散大財閥、農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來確定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為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與此同時，在朝鮮戰爭影響下，日本成為了美國位於太平洋地區的重要軍需物資供應地與軍事基地。藉助美國的支持契機，再加上國內的政策環境，日本國民經濟實現了迅猛的復甦，1953年就超過了二戰前的水準，“神武景氣”與“巖戶景氣”威震江湖。
在此期間，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回暖，如何洗刷戰爭恥辱、重塑國際形象並以嶄新姿態立足於世界，成為了所有日本人共同的心願，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契機來讓世人重新認識接受戰後全新的自己。
於是，日本人將目光又一次投向了申辦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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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說“又一次”，是因為1940年的第12屆奧運會本就曾落戶於日本。
1894年的巴黎國際體育代表大會上，顧拜旦喊出了“古希臘奧林匹克主義經歷幾個世紀的黯然失色之後又重返世界”的宣言，拉開了現代奧運會復興的序幕。
比起軍事征伐和經濟滲透，奧運會所蘊含的“神聖休戰、增進了解、公平競爭、拼搏進取”等奧林匹克精神更能為世人所接受，也正是憑藉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奧運會備受世界矚目。
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一本應為全人類共有的體育盛會，儼然成為了歐美列強專屬的遊戲，1940年以前的11屆奧運會皆由西歐和美國聯合包辦（見下表），反觀其他國家，別說舉辦了，很多連派出運動員參會的資格都沒有。
日本可謂是打破歐美對奧運壟斷格局的先行者。當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召開之際，東京市正式提交了承辦1940年第12屆奧運會的申請書，一方面旨在紀念“紀元2600年”（1940年為神武天皇即位2600週年），加強國民的忠君愛國精神，另一方面則意圖向全世界展示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的復興“帝都”面貌，並推動東西文化交融，提升日本國際地位。經過多方面努力，最終東京以36:27的票數擊敗了赫爾辛基，如願獲得舉辦權。
正當東京市為了象徵著和平友誼的奧林匹克盛會而奔走時，日本的軍部卻如癲狂般“暴走”，他們喪心病狂地發動侵華戰爭，不惜違反1928年的《非戰公約》，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還將東京奧組委及國際奧委會置於無比尷尬的境地，全然不顧本國為了申辦奧運而做出的努力。
一個國家如此極端的兩面交織在一起，堪稱歷史奇觀，可到底還是“暴走”的一面佔據了上風。1938年7月，日本迫於戰爭壓力而放棄了奧運會主辦權，時間上的緊迫又不足以讓其他國家能夠及時接手，第12屆奧運會最終付之闕如，讓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蒙受了巨大恥辱，也成為了日本嚮往和平友誼的國民們心中一大憾事，更是引火燒身地令幾十年近代化成果毀於一旦。
即便如此，日本與奧運之間的“緣分”也並沒有因此而窮盡。
隨著戰後國民經濟形勢的不斷向好，再度申辦奧運會的事宜開始被提上日程。1952年5月，東京都知事安井誠一郎正式對外表明這一意向，並鄭重指出，此舉目的是“對外展示迴歸和平與國際舞臺的日本國家形象，以及真心希求和平的日本人的樸素形象”，並特別強調由於戰爭中止了戰前東京奧運會的召開，出於“國際信義”也要再次申請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1957年6月，文部省發佈的《體育振興審議會報告》中專門補充了舉辦奧運會的意義：“有利於振興我國體育，深化國際理解與國際親善，特別是為國際社會正確認識真實的日本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其意圖不言自明。
他們確實太需要一次奧運會了。
儘管1954年嘗試申辦1960年奧運會過程中惜敗給意大利的羅馬，但日本毫不氣餒，並於1958年再次向1964年奧運會發起衝擊，終於擊敗了比利時布魯塞爾、奧地利維也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及美國底特律，成為了首個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國家，風光無兩。
日本的國運，就這樣站上了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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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次失而復得且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日本不願也不能再次錯過，而支持核心主辦城市東京的經濟建設成了當務之急。
事實上，原本定於1940年的東京奧運會，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展示日本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復興的“帝都”形象，然而因戰爭末期美國的全面空襲，使得戰後的東京“僅存一些燒焦的房屋零星分佈於瓦礫之中”，即便50年代日本經濟得以恢復，但東京的城市面貌距離日本人心中的都市振興依然相去甚遠。
在此背景下，東京都方面格外強調以奧運為契機開展徹底的都市改造計劃。1961年5月10日，一份來自東京都的意見書中特別強調：“東京奧運會事關東京都政事的成敗，是評價戰後東京都政績的決定性事業”，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同時也彰顯出東京意欲藉助奧運會的歷史機遇，來實現自己戰前未竟的都市振興之夢。
與此同時，日本國家層面的執政者也對東京舉辦奧運會極為重視，不僅將其視為“國家事業”，還納入到舉世聞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中，甚至還開啟了一輪又一輪“近乎瘋魔般”的籌備工作。
據公開信息顯示，日本投入了1兆日元（約合當時的30億美元）以支持相關事業，金額為當時奧運匹克歷史上最高；其中約1000億日元投在了比賽設施、奧運村、運營、道路等領域，其他9000億日元均用於興建東海道新幹線、首都高速公路、東京高架單軌電力、東京地鐵及交通網等大型項目。此外，日本政府還以國家的名義調用了全國的人力資源，至少10萬山區農民被廉價僱傭到東京，成為奧運會的建築大軍。而東京周邊的各個城市，從埼玉到神奈川、千葉再到長野，都通過自己的方式齊心協力地配合東京方面的工作。
用“傾全國之力以支持東京一城”來形容這一盛景，絲毫不為過。
上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了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交通運輸、通訊等眾多行業的強勁發展，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催生了1962~1964年的“奧林匹克景氣”。數據表明，在日本實際GDP增長率方面，1962年為7.0%，1963年升至10.5%，1964年則達到13.1%；1962~1964年的工礦業生產指數同樣逐年上升，分別為24.3%、27.0%和31.3%；就業同樣得到了明顯改善，1963年和1964年分別比前一年新增就業39萬人和60萬人；東京奧運會入場券開售15天內即賣出202萬張，總收入高達17.7億日元……而東京乃至整個日本的經濟實力與都市風貌，都發生了質的改變。
終於到了1964年10月10日，東京，晴。
“猶如一攬了全世界的藍天，讓你無法相信前一天晚上曾經暴雨傾盆。”進行實況轉播的播音員深情地描述道。就在當天，日本迎來了94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賽選手以及無數海外遊客，戰前囿於“神格”而不在公眾前發聲的天皇宣佈了盛會的開幕，美國發射的“辛科姆”衛星向全世界各地轉播大會實況，是為奧運歷史上首次。上萬只氣球與和平鴿相繼升空，F-86噴氣機在藍天之上繪出了五環的圖案，編織出與烽火歲月如隔世的良辰美景。
無論是開幕當天的精彩儀式、各項比賽的圓滿實施，還是運動員村出色的管理運營以及高效安全的社會功能，日本都做得盡善盡美；從城市風貌上看，東海道新幹線往返於東京站和新大阪站之間，世界最大的橫跨式有軌電車滿載遊客穿梭在東京街道上，首都高速公路連接著羽田機場與東京市中心，現代化的豪華酒店遍佈東京大街小巷……這些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從廢墟上爬起來的全新日本，並一舉抹去一片荒廢的戰敗國負面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愛好和平的文化禮儀風貌，贏得了全世界的廣泛好評。
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艾弗裡·布倫戴奇評價日本“出色地舉辦了一屆最成功的奧運”，而接替池田勇人的日本戰後第十位首相佐藤榮作更是自豪滿滿地聲稱：“我國的飛速發展震驚海外。”
也就是在那一年，日本加入了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當時的日本報紙不吝讚美地將1964年稱為日本的“國際化元年”，把奧運會閉幕時刻稱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這大概是昭和時代的日本最為高光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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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東京奧運會是日本經濟騰飛的發動機，只因藉此“東風”，日本經濟社會全面提速，併發生了極其深遠的改變，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交通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
日本小說家阿川弘之曾在1958年進行過一次驅車旅行，隨後他將自己的旅行體驗記錄在《東北公路二千公里》中：
“我曾說過在日本驅車旅行最好用吉普車，但在領教了連吉普車也難以順利通行的厲害之後，我想說在日本驅車出遊有必要準備水陸兩用戰車。”
字裡行間流露出當時日本惡劣的交通狀況。不過就是在這一年，日本為迎接東京奧運會，制定並開始實施道路整備5年計劃，計劃於4年後的1962年鋪設完成一級國道的70%；而為了趕在奧運會時使用，日本還突擊建成了首都高速公路、東名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東京高架單軌電車、東京地鐵等等，城市交通得到了極大改善。
此外，奧運會還驅使日本完成了最大的鐵路精品工程——東海道新幹線，該工程斥資3800億日元，僅用了3年就突擊完成，新幹線最高時速達到210公里，在當時放眼世界無人可敵，宣告了日本“新速度時代”的開始。這些交通設施建設不僅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促成了當年的“奧林匹克景氣”，而且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作為交通運輸領域的長期投資，在後來的運營中依然能夠持續收到回報。
其二，引發了建築熱潮。
縱觀日本經濟發展史，奧運會準備階段堪稱是其戰後建築業發展最快的時期。為了奧運會，日本投資159億日元建成了國立體育館、武道館、駒澤體育館、國立室內體育館、代代木奧運村等一系列場館，很多場館都集中展現了日本先進的建築技術和別出心裁的設計，受到了國際奧委會和各國的高度評價。艾弗裡·布倫戴奇高度讚揚稱：“日本朋友提供了一個創造最高技術水平的組織，他們以日本的傳統樣式為基礎，設計了許多獨具魅力的新建築。”
體育場館之外，居民住宅的建設熱度同樣不容小覷。從建築承包合同額上看，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分別為5510.25億日元、7321.39億日元和8990億日元，1963年和1964年分別比前一年增長了32.9%和27.8%。而建築技術的進步和城市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又促使日本政府於1964年1月廢除了“不準修建超過31米高層建築”的規定，使得新大谷飯店、霞關大樓等超高層大規模建築群得以在東京市內拔地而起，而現代化豪華酒店與高檔公寓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接連興起，低矮建築佔據主導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其三，吹響了日本科技創新的號角。
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之所以能成為首屆採用衛星轉播的奧運會，除了藉助美國“辛科姆”衛星的力量之外，還離不開日本人自己的努力。為了實現賽事現場直播，日本在新機械和尖端技術的研發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先後開發出超小型攝像機、可通話麥克風、用於彩色電視播放的雙攝像管分離輝度彩色攝像機，以及直升機用通訊技術等等，這些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電子通信產業的發展，並開啟了日本製造業的科技創新之路。
此外，若想準確記錄比賽成績和公正地進行裁判，勢必要擁有先進的裝置設備。在奧運會的契機下，日本的本土品牌集中力量攻克技術難關，很快便碩果累累。典型案例便是日本精工社（SEIKO）自主研發的精密計時手錶，不僅實現了精確到小數位秒的記錄，還大大縮小了設備體積，便於隨身攜帶。這款計時手錶在奧運賽場上出盡風頭，自行車、五項全能、馬術、射擊以及游泳等多個項目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至此，瑞士鐘錶業獨霸國際市場的局面被終結，而日本品牌“SEIKO”一戰成名，名揚天下。
其四，民眾生活質量大幅度提升。
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會惠及民眾。以電視機為例，為了更好地觀賞奧運並享受全球首次通過人造衛星進行奧運會電視實況轉播，日本家庭掀起了一股購買彩電熱潮。有數據顯示，1960年日本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為54.5%，到舉辦奧運會的1964年，這一數字飆升到93.5%，其中有大量的彩色電視機進入尋常百姓家，而日本的黑白電視機時代也隨之漸行漸遠。
彩電之外，還有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等一系列現代化產品，悉數來到了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城市交通系統的日益發達、居民住宅建設檔次的不斷提升，以及大街小巷衛生環境的改善，都極大地增加了民眾的獲得感與幸福感。這些，都是大時代給每一個微小個體的饋贈。
除了上述四方面，日本還藉著東京奧運會的契機對國民提出了6項要求，民眾素質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明顯提高，這6項要求後來逐漸成為了大和民族的禮儀規範，具體包括：
1、對所有來會的外國友人，不分國家，不論身份，一律要熱情接待；
2、注重儀表，到機場接人一定要穿正規服裝，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進機場；
3、在觀看奧運會所有項目的比賽時，無論哪個國家的運動員奪得金牌，都要熱情鼓掌；
4、不許隨地吐痰、便溺；
5、司機在行車時遇到行人要禮讓，保證交通安全及道路通暢；
6、要做到文明素質教育從幼兒園抓起，從小就開始培養良好的個人素質和行為禮儀規範。
總結起來，得益於東京奧運會，日本上至國家形象與民族凝聚力，中至產業發展與社會進步，下至民眾的信心所在與幸福所得，全部都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那場奧運會不僅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更是直接“挽救”了日本的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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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兜兜轉轉，奧運的聖火又重回到了這裡。
滄海桑田，世事變遷。眼下的日本，早已成長為不折不扣的發達國家：2018年，日本經濟總量高居全球第三，人均GDP接近4萬美元，工業製造業實力與科技創新能力聞名於世，“工匠精神”譽滿全球，進入21世紀以來幾乎一年一個諾貝爾獎拿到手軟，大街小巷更是乾淨到一塵不染……
然而，光鮮亮麗的種種卻無法掩蓋日本經濟深層次的諸多問題：
一則，日本經濟增長缺乏動力。
自上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徹底告別了鼎盛繁華，開始進入長期的停滯狀態並持續至今，很多學者稱之為“失去的20年”甚至是“失去的30年”（見下圖）。此外，日本還面臨著內需外需“雙不足”的困境，居民消費疲軟，外貿增長乏力，亟需找到新的增長點。
二則，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齡化”態勢已極為嚴重。
一方面，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規模日漸壯大，從1970年的729.1萬人增至2018年的3487.2萬人，佔總人口比重也在近半個世紀裡升至27.58%，其老齡化速度要明顯快於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另一方面，日本國民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見下圖）。其直接結果便是日本總人口數量連續多年遞減，經濟增長乏力，社保壓力陡增。
三則，日本引以為傲的製造業正出現衰落苗頭。
近些年，日本製造業可謂是風雨飄搖，不僅東芝、松下、索尼等國際巨頭的財報連年虧損，還有各種醜聞頻頻曝光，諸如三菱油耗造假、高田問題氣囊、神戶制鋼數據造假等負面新聞事件屢見不鮮。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曾在日立工作16年、現任京都大學和日本東北大學教師的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一書中如此總結道：“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面對技術趨勢轉變，日本企業制度過於僵化，根本就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四則，日本的數字經濟發展落後。
當前，數字經濟將成為未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已成為各國共識，美國和中國都在這一領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績。反觀日本，且不說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互聯網巨頭雅虎公司現今的“慘狀”，就連一家知名的或像樣的AI公司都沒有。根據日本廣告公司電通與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機構聯合實施的有關數字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調查顯示，針對數字經濟能否滿足人們的需求，日本在世界24個國家中排在最後，而日本在數字經濟的成熟度方面也處於倒數第2位。
也正因為如此，曾經嚐到過奧運甜頭的日本，不得不再次將希望寄託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上，並傾注了規模無比龐大的人力和財力，迫切希望能借此機會重現昨日輝煌。
然而，新冠疫情的來襲，給東京奧運會的前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雲。
當無數人在討論東京奧運會有沒有可能再度取消之時，2020年3月24日，國際奧委會與東京奧組委發表聯合聲明，正式確認東京奧運會推遲至2021年舉行——這一決定雖屬無奈之舉，卻給全天下的人們都吃了一顆定心丸，堪稱為次優條件下的最優解。
寧可延期，不願放棄。這是日本對命運不低頭的執著倔強，亦是對詩和遠方的憧憬嚮往。
疫情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奧運同樣是全人類共同的期許。不管怎樣，我們都希望能儘早戰勝疫情，以更加飽滿的精神面貌，共同迎接這場屬於全人類的體育盛典。而今暖春已至，花開不遠，衷心祝願一切安好。
畢竟，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參考文獻：
1.石秀梅：《淺析1964年東京奧運會對日本社會經濟的影響》，2004年.
2.施錦芳、吳學豔：《日本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經濟動機、經濟活動及經濟效應》，2019年.
3.牟倫海：《戰後日本高速經濟增長中的國家形象戰略》，2016年.
4.郭小鵬：《日本侵華戰爭與“流產”的東京奧運會》，2018年.
5.瞭望智庫：《日本政府鬆口奧運會延期，為什麼他們這麼放不下？》，2020年.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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