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永遠不會過時的電影，每一代人都能從這土得掉渣的鄉村生活和淳樸的鄉民觀念裡，咀嚼出傳統和現代衝突所帶來的無奈和尷尬。張藝謀的早期作品喜歡呈現國民性，比起《紅高粱》的悲壯、《活著》的沉重、《菊豆》的殘酷，《秋菊打官司》 裡濃厚的鄉土顯然更被國人認可。
電影的故事很中國，秋菊的男人“老實人”慶來，要在自家承包地裡蓋“辣子房”，因為違反了國家規定被村長阻止。慶來便罵已經生了四個閨女的村長“下輩子斷子絕孫，抱一窩母雞”，氣急之下村長一腳踢了慶來的命根子。於是乎倔強的秋菊打起了官司，向政府討要一個“有理”的“說法”。
秋菊不斷嘮叨“他不能隨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因為自己肚子裡的孩子還不知是男是女，村長這一腳要是把慶來踢出一個毛病，那計劃生育就把他們提前計劃了。按照宗族傳統，村長無論如何是不佔理的，秋菊需要公權力認可的，就是這樣一個“理”；對於村長來說，自己為維護國家利益被慶來羞辱，他需要公權力維護的，是他作為公家人的“面子”。
但是鄉里的調解、縣裡的複議決定、市裡法院的判決，一直到最後村長被警車帶走，秋菊也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說法”。反倒是傳統鄉村講人情重面子的習俗，在一次次法律的介入之下顯得無所適從。法律啟動的權利意識，對傳統鄉村潛在運行了幾千年的權力意識的衝擊，更是讓秋菊和村民們不知所以。
中國文化裡，每個人都被暖暖的人情包裹，面子觀念源遠流長。如何理解傳統，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自己所處的環境，秋菊的困惑是傳統人情社會和現代陌生人社會偶然碰撞的尷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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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心理學家黃光國把關乎人的道德的面子問題稱為“道德臉面”，把關係到人在社會中的身份、能力這類面子的問題叫做“社會臉面”。社會地位高的人，面子就大。
道德臉面是一個人所固有的，沒幹缺德事就不會改變。可是社會臉面卻可以增加或者減少，我們常說“給面子”或者“不給面子”就是針對“社會臉面”。
李公安第一次到村裡調解時對秋菊說：“你就是個犟人，他好歹是個村長，你要給個面子。他把錢都掏了，那不就是換個說法。”秋菊雖然不情願，但是她也承認村長的面子比自己大，“給村長一個面子”這個道理她是懂的，於是接受了李公安的調解意見。
調解時屋外都是看熱鬧的村民。對村長來說，沒有兒子原本已經很沒面子，還被公然辱罵“斷子絕孫”就更沒面子，如今領導上門讓自己再賠二百元錢，這個面子如果不挽回，作為一村之長那就無地自容了。
於是村長盛氣凌人地把給秋菊的錢撒了一地：“別人的錢不是那麼好拿的，你以為我軟了？我是看李公安大老遠跑來一趟不容易，給他個面子。地下的錢一共二十張，你拾一張給我低一回頭，拾一張給我低一回頭，低二十回頭這事兒就完了！”在村長眼裡，秋菊的低頭才是自已徹底挽回社會顏面的方式。
本來就堅信自己佔理的秋菊給村長撂下一句話：“我今天來就不是圖個錢的，我是要個理……，完不完你說了也不算。”秋菊爭的，是這個道德臉面。
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博士寫了本《中國人的性格》，說中國人重視面子，是因為太喜歡看戲，結果把生活也當成了演戲。的確很有道理，因為面子是給別人看的，要掙面子，就得把好的一面露在外邊，壞的一面藏在裡邊。這就好像演戲，舞臺上全是表演給人看的東西，至於不能給人看的，都藏在後臺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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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是這麼說的：面子這個詞，不能翻譯，也不能下定義。它好像是榮譽，而又不是榮譽；它不能用金錢購買，卻給人一種實質的光輝。它是空虛、沒有實際的，可是男人爭奪它、女人為它而死……就是這空洞的東西，中國人靠它活著。
縣裡維持了鄉里的調解結果。村長不無得意地對李公安說：“秋菊上了回縣城，就弄了個這，我還以為要把我槍斃了呢！”
李公安顯然看到了秋菊執拗的地方，於是對村長說：“這回你聽我的，回去給秋菊兩口子多說些面子話，這事兒就完了。”
村長質疑“面子話怎麼說”，李公安教訓村長道：“你看大家都忙忙的嗎？為你這事我都跑了幾回了，剛才縣上裁決你又不是沒看，你不丟面子嗎？”
村長委屈了：“你說有啥事鄉里解決不了，憑啥到縣裡臭我名聲，再說我大小是個幹部，以後在村裡我沒法工作！”
李公安安慰村長：“她也不想把你怎麼樣，她就是要個說法，你回去就給她個說法！”
村長撒氣說：“錢我給，說法我想不通！”
秋菊討要的是自己男人就是天大的錯--“也不能踢命根子”的一個情理；村長在乎的是--自己生不出兒子也不能被人奚落的面子。
秋菊和村長，在法律關係上不過是人身損害賠償的問題，但是他們各自需要的卻都不是錢，而是錢所不能賠付的那個“情”和“理”，以及情理之中中國人最在乎的臉面問題。
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是通過給誰面子、不給誰面子、給多大面子，來解決資源分配問題的。因此每一種身份，就對應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就失了面子，會很丟臉，如果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會很露臉。
生活在差序格局裡的村長和秋菊，自然都不能“失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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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幽默地說，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兒，中國精神的綱領就是“面子”，只要抓住這個面子，就像揪住了阿 Q 頭上的那根小辮子，牽他往東就往東，牽他往西就往西。
在中國人情社會里，面子的影響很大，這是我們的民族性格。誰要是覺得自己失去面子，必然自尊心受損。中國文化重視和諧，強調不得罪人，我們和人打交道時，即便不能給對方增添面子，也儘量不要傷害人的面子。
李公安帶著縣裡的結論拎著點心到秋菊家，說是村長賠禮道歉送的。慶來真誠地告訴李公安：“他是村長嗎，俺又能把他怎麼的？再說日後都得在一個村子裡過，沒完沒了的沒啥意思，縣裡定下的事我們沒意見。慶來爹也趕緊說“我也沒意見，政府定下的我也沒意見。”秋菊也信以為真，“錢不錢的無所謂了”。
後來市公安局的複議書只是讓村長再加五十塊賠償款，這個結論讓村長不無得意，他告訴原本就膽小的慶來：“我聽說秋菊在市裡把公安局長的小汽車坐了，鬧了半天就是讓我多給五十元。我跟你說，我不怕你們告，我是公家人，一年到頭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不給我撐腰，給誰撐腰。”
從市裡回來的秋菊遇到了給村民送牛的李公安，就打招呼問牽牛做啥，李公安不無諷刺地說：“你這事情越鬧越大了，縣上把我也批評了，複議書的事是文書給馬虎了，我給你道個歉……，我這個公安，連你的事都沒辦好，只能牽牛了。”
面子的本質，就是社會對個人道德、能力、成就的認可，秋菊、村長和李公安，都需要公權力對自己面子的確認。在一個熟人社會里，一個符合別人期待、被認可的人才有面子，才能夠面對他人，沒了面子，寸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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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際關係的模式是人緣、人情、人倫構成的三位一體。在傳統的鄉村差序格局裡，村長代表宗族的身份權威，也代表政府的政治權威。但是不論他是什麼權威，他都是生活在鄉村社會里的一個鄉親。
因此即使被秋菊從鄉里告到了市裡，他仍然不計前嫌地在風雪大年夜組織村民送秋菊去醫院生孩子，這就是鄉村社會講人緣和人情的一面。出了醫院村長還不忘告訴慶來說：“我送村裡的大肚子去醫院也不是頭一次，這和打官司是兩碼事，秋菊好後，她愛告還是告去。”
當然這裡面也有村長看到秋菊若干次折騰後的結果，已經很篤定政府是“向著”自己的。此時講這麼一番話，不但可以向村裡人展示他作為幹部不同於一般群眾的思想水平，而且也把秋菊置於一個被動的境地，秋菊要是還要繼續告狀就是不通人情了。
另外從日常生活來看，即便秋菊到村長家去討說法，她也照樣和村長的家人噓寒問暖，村長老婆甚至還不時插嘴幫秋菊說上兩句好話。複議決定下來以後村長給慶來錢，也是村長媳婦放進不敢拿錢的慶來手中，這都是鄉村生活很有人情味的一面。
從市裡回來後慶來不願意秋菊再這麼鬧了，因為“旁人都覺得咱不好處人了”。村民不無奚落地開著慶來的玩笑，“你把腿夾緊了，要是讓村長再踢你一腳的話，秋菊就把官司告到北京去了”。在村民眼裡，秋菊一遍遍的上告，得理不饒人，已經是不通人情事故、不明事理的行為了。
中國傳統文化不是通過一系列社會現象的對立面來建構社會，而是在社會現象的融合面上來建構社會的。李公安聽了秋菊的控訴，並沒有直接處理村長，而是親自到村裡做工作，調解二人糾紛；後來縣裡維持鄉里的決定也要求“雙方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以安定團結為重……”。
維持人際關係的和諧，這是熟人社會處理人際關係的第一準則也是首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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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延續性決定了傳統不僅活在過去，而且活在當下。傳統不是一件外衣，想脫就脫，想穿就穿。傳統是活的，活在我們的血脈裡，活在我們的靈魂中。
有人說秋菊一次次走出村莊的行動，是她女性意識的覺醒，她沒有去拾村長仍在地上的錢，反而拾起了女性的尊嚴。但其實真正賦予秋菊挑戰權威勇氣的，恰恰是她對女性附庸於宗法這個觀念的捍衛。
在鄉村原有的秩序格局裡，一村之長基於身份權威盛氣凌人是可以忍受的，只是這次村長的行為冒犯了更高的權威—鄉村社會的宗法傳承，這才是秋菊堅定地認為她能討要到說法的根基。
其次，秋菊的一根筋與權利意識、法治觀念也沒有太大關係。她的行動並沒有自覺到挑戰現有制度及秩序格局的地步，所謂“他是村長，打兩下也沒啥”就是她對傳統人際關係的認可。在討個說法的過程中，她所期望的，要麼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期待的為民做主的青天，要麼是更高級別的“衙門”，而不是維護她權利的法律。
秋菊的不斷上訪也是傳統戲劇里民告官的方式，她說：“我是老百姓，你們都是公家人，誰知道你們在底下是不是都商量好了。”也是戲劇唱詞一般的現代呈現，更有趣的是每次都是柳暗花明的戲劇般的好運氣。
秋菊是被裹挾進了法律的世界，就好像有人生生給她手裡放了一件武器，這件武器每一次舉起和放下，都不是基於秋菊的主觀意識，乃至於法律的每一次介入都是那麼突兀和生硬。她想不通作為好人的局長也會當被告，更想不通村長怎麼就被警車帶走了。法律不但沒有給她一個說法，反而給她製造了新的困惑。
電影中每次秋菊走出村莊都有一段“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秦腔唱起，秋菊用一遍又一遍打官司的行動來表達著自己的處境與希望。
在秋菊的視野裡，她要的那個說法，不過是中國人傳統秩序格局裡的一個情理，而不是什麼人格尊嚴和人身權利。傳統的生活秩序使得村裡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有著極強的修復功能，但是長鳴的警笛反而打破了這個秩序的祥和平靜。
世道在變，制度在變，人的心靈也在變， 也許今後秋菊的日子還是那樣一年一年地過，但我想她的觀念已經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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