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私人團體提起對中國的集體索賠訴訟之後，美國官方也"接踵而至"。先是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在聯邦法院提起了索賠訴訟，緊接著是密西西比州檢察長表態表示要跟進。在這兩個"官方"行動之後，特朗普終於在最後亮出了其"獠牙"。在4月2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特朗普公開表態稱，美國有很多方式讓中國承擔責任。為此目的，美國正在進行認真的調查。一旦美國"帶頭"在各國中向中國提出索賠要求，勢必會在國家間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因而不能不值得我們高度警惕。我們需要對美國的起訴行為進行深入的法律分析，討論其後續策略，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法律預案。
然而，就目前態勢而言，無論是從學者的批判來看，還是從實務部門的現有表現來看，我們對於相關訴訟的判斷和應對，主要還是停留在政治批判和一般性法理批判層面。對於美國訴訟行為的深入法律分析和應對，尤其是對於美國在訴訟中實際採用的訴訟策略，以及後續訴訟策略的走向，目前鮮見相關討論。
單純地用政治方式應對法律訴訟，從既有案例的角度來看，不僅成本很高，而且，還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其並不是解決法律糾紛的一種適當方式。爭端一旦通過法律方式啟動，其就必須遵循法律固有的邏輯。政治邏輯並不能阻止、干涉法律程序的連續性運轉。政治介入即使短期內有一定的效果，此種效果，隨時都有可能會後續的法律行為所取消，會將相關情勢"恢復"到政治介入之前的狀態，從而導致此前政治介入的效果"歸零"。所以，在啟動對法律訴訟的政治介入之前，我們需要對可能引發的相應後果進行全面考量。
單純的一般性法理批判，同樣屬於"於事無補"。一般性法理批判的特點就是：從表面看上去，每句話、每個論點都"頭頭是道"，句句都是真理，但是，一旦適用於具體的爭端解決之中，卻起不到任何作用。常言道，批判容易，構建困難。在爭端發生之後，最要緊的，是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執行方案，這個方案，應該建立在既有法理和案例的基礎之上。一般性評論，在任何時候都達不到此種要求。其並不符合爭端解決思維需要技術化、精細化、策略化的要求。
而從策略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某些訴狀，其技術性其實是非常高的，所採用的策略路徑，也是非常狡猾的，具有明顯的"圈套性"。
這裡僅以密蘇里州總檢察長的訴狀為例，簡要地討論其訴訟策略與訴訟"圈套"。
如果把美國私人團體和"官方"的訴狀逐一比較，就會發現，每份訴狀，或多或少存在差異。僅從被訴主體來看，筆者手裡的三份訴狀就"各有千秋"。在兩份私人團體遞交的訴狀中，一份被訴主體有兩個，分別是政黨和國家，另一份的被訴主體則有6個。而密蘇里總檢察長的書狀，被訴主體就更多，共有9個，既涉及國家、國家機構和地方政府，也涉及到政黨，還涉及到中國科學院和武漢病毒研究所。
在這三份書狀之中，密蘇里總檢察長的書狀明顯地要高出一籌，無論是在撰寫質量上，還是在具體策略的使用上。其具有明顯的"圈套性"。
我們當下對於美國訴訟的批判，主要是從國家豁免的角度進行。無論是私人團體提起訴訟也好，還是州檢察長提起訴訟也好，其對此顯然也"心知肚明"。為了突破此障礙，在被訴主體上，通過名列9個被告，密蘇里總檢察長"處心積慮"地設置了三層"濾布"：
第一層濾布是一般性的，涉及到的被訴主體，主要包括國家、衛健委、應急管理部、民政局、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對於這些主體而言，無論根據國際法還是美國的主權豁免法，都將一般性地享有國家豁免，除非屬於相應例外，因此，第一層濾布具有象徵性。這些主體突破第一層濾布是很容易的，不存在特別大的法律困難。
第二層濾布主要是針對政黨。根據美國主權豁免法，主權國家、國家機關、地方政府機構等都享有豁免。但此種豁免，能否及於政黨，則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即使享有豁免，也需要建立在出庭抗爭的基礎之上。所以，要突破第二層濾布，已經很困難了。難以保證百分之百地成功。
第三層濾布所針對的對象有兩個：中國科學院和武漢病毒研究所。從訴訟的具體內容來看，檢察長是從商業行為這個角度來發起指控的。由於商業行為本身屬於國家豁免的例外，這兩個被告，就難以通過主張國家豁免來進行抗辯。而且，一旦從國家豁免的角度進行抗辯，其切入點在哪裡？職能？還是性質？從此角度來看，這兩個被訴主體不僅需要出庭，而且需要對程序性問題和實體問題進行實體性抗辯。
就上述三層濾布而言，過第一層濾布容易，過第二層濾布有點困難，第三層濾布更是難上加難。一旦任何一道濾布"攔截"成功，總檢察長的起訴，就已經成功了一大半。因為，任何一個主體一旦被迫進入訴訟程序，就必須參加接下來的程序進展，進入起訴方事先所涉及好的策略通道之中。考慮到起訴書中的證據、論證都只具有"初步"的性質，一旦被迫進入展開的訴訟之後，根據證據開示的相關規則和要求，圍繞本案的相關"事實"，可能就會一點一點地被揭開。
可能有人會問，不出庭，不就啥事都沒有了？
對於第一層濾布所包括的主體而言，不出庭當然沒有啥問題；但對於第二層濾布所針對的主體而言，不出庭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法律風險；對於第三類主體而言，不出庭本身就可能意味著敗訴。而一旦敗訴，其實際結果和所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則可能非你我所能預料。
所以，僅從被訴主體的設置策略來看，密蘇里總檢察長的訴狀就有其高明和狡猾之處：通過設置三類不同的主體這個圈套，就迫使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是否要應訴，以及該如何應訴這個法律問題。不應訴，對於第二類主體和第三類主體而言，既有程序會繼續進行下去；應訴，就需要考慮全面披露與案情相關事實的問題。
而此種策略，顯然並不在我國學者和實務部門當前的考慮或關注範圍之內。然而，不關注此問題，只是單純地發起政治批判或法律批判，有用嗎？
或許，人家檢察長會在心裡對我們說：
跟我玩法律，你們是不是還嫩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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