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技還是政治：競技場成為政治公共空間
早在羅馬帝國時期，競技場就是市民與皇帝交流意見、發表政治觀點的重要場所，而在拜占庭時期隨著競技活動受到熱烈的追捧，以及成熟的競技黨組織的出現，這一意義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最後發展為劇烈的衝突（532年尼卡騷亂，以競技黨遭到血腥鎮壓告終）。
古羅馬競技場
拜占庭時期競技場繼承了古代羅馬競技場的作用，市民可以在這裡向統治者抒發抱怨或者表達其他觀點。競技黨在這個環節中發揮著一定作用，取得了許多積極效果，迫使執政者作出決策，為市民謀得福利；但競技黨騷亂也曾造成民眾傷亡慘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在競技比賽中抒發對政策的不滿是民眾言論表達的主要途徑，平時民眾不可能見到最高統治者，因此君士坦丁堡大競技場也就成了民眾抒發抱怨的主要場所，比賽為民意上通下達提供了渠道。民意的內容涉及娛樂、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統治者一般會積極回應民眾的訴求，通常會由官員將請願內容記錄下來，通過傳令官向競技場和劇場觀眾作出回應，當場答覆或者寫成佈告公之於眾，當然，皇帝能否積極回應民眾訴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的個人喜好。統治者對民意的反饋可能導致兩種結果：
古羅馬角鬥士
一是統治者答應民眾請求，民眾很滿意則可安居樂業，不會發生騷亂。例如在520年，藍綠兩黨向皇帝請求舞蹈演員。該請求得到了皇帝的許可，四個黨派分別獲得了各自的舞蹈演員。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曾持積極態度應對市民關於糧食價格的抱怨，通過一位傳令官表達對民眾請願的支持。二是統治者無視民眾請求，則可能會導致民眾揭竿而起，憤而作亂。拜占庭歷史上競技場不乏悲劇事件，如532年的尼卡騷亂，據普羅科比記載這場騷亂造成三萬餘人死亡。競技場上的民眾騷亂又常常與其他政治、經濟原因相互作用，成為擾亂社會安定的破壞合力。引發騷亂的原因大致可分為：經濟原因（饑荒引發的糧食騷亂）、政治原因（反對臭名昭著的稅法和官員）、宗教原因（宗教會議或者主教選舉中的爭執），也有出於純粹的無賴破壞動機（暴民作祟）。
古羅馬角鬥士
競技黨的政治活動常常是盲從的，一哄而上的。競技黨中較為有聲望的賽手往往具有特權和煽動效力，並在該派中擔任一定職務。在競技黨中，車迷群體要比專業競技者群體龐大，車迷群體容易激動、狂躁。例如他們常常在競技冠軍或者某些暴民的領導下，打著黨派爭鬥的旗號，從事一些破壞社會治安的活動。猶太人常常成為受害者，527年，多次獲得冠軍的競技者波菲利烏斯曾領導綠黨襲擊達芙涅的猶太會堂。(根據社會心理的研究成果顯示：民眾群集時的群體思維不同於個體思維，常常表現為衝動、易變和急躁。這種變化了的感情，既可以使形成群體的個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更糟；群體無意識隱藏著巨大的力量，既可以形成比個人更好的情感，也可以更糟，既易於英勇無畏，也易於犯罪。在這種群體心理作用下的競技黨騷亂則表現出極大的破壞性。競技黨中以藍綠兩黨勢力較盛，兩黨衝突由來已久，普羅科比解釋說，藍綠兩黨之間的敵意是沒有原因的，並且不會止息或者消失，它既不會讓位於婚姻紐帶，也不會讓位於親屬關係和朋友關係，即使屬於不同顏色的兄弟和家族成員也不例外。
古羅馬角鬥士
因此可斷言，顏色是這些盲目的黨派成員唯一考慮的事情。皇帝如果在政策上對某一黨派有所偏心，則會導致另一派別的不滿；同時由於藍綠兩黨的對立，他們對同一項政策往往持不同觀點，也是導致騷亂的因素。尼卡騷亂最初便是由於藍綠兩黨互相指責，但沒有得到皇帝的積極回應，遂憤而騷亂。但這只是特殊情況，縱觀競技黨政治意願表達作用演變的歷史，由於這種派別的根基在市民之間，並且其主要組成人員也都是城市市民，因此競技黨必然要代表民眾的利益；暴民群體也是導致騷亂的重要原因，在歷次騷亂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皇帝與競技黨所代表的市民之間的關係問題值得尋味，騷亂只是極端的暴力事件，多數情況下競技黨不會肆意妄為。
古羅馬角鬥場
競技黨派騷亂不僅僅發生在競技場，還常常發生在劇場。上文提及，在劇場也有四色黨派，他們分別支持不同的人物或觀點。因此當各派觀點不一時，或者請願遭到拒絕時，劇場常常會發生騷亂。據史料記載，阿納斯塔修斯在位期間的499年和501年分別發生了兩起較為嚴重的劇場騷亂，之後這位皇帝禁止帝國所有城市的戲劇表演，事實上，早在他在位之初，他就曾在首都短暫地禁止劇場表演。
古羅馬時代與拜占庭時代統治者與競技黨關係存在差異。有學者根據史料總結認為，古羅馬時代統治者對於競技黨及其請願更加順從，而拜占庭皇帝對於競技黨的態度則更加傲慢。這一觀點似乎概括性地向我們傳達了皇帝與競技黨關係的總趨勢，然而仍有一些例外事件。在阿納斯塔修斯統治時期，498年競技黨一度要求皇帝退位，阿納斯塔修斯非常惶恐，竟然脫掉皇冠，非常窘迫地出現在競技場的皇帝包廂，騷亂民眾看到皇帝的窘態，遂回心轉意，轉而可憐這位皇帝，懇求皇帝戴上皇冠。皇帝還曾經試圖利用競技黨之間的爭鬥，坐收漁翁之利。在阿納斯塔修斯在位期間，這位皇帝為了制止藍綠兩黨作亂，不惜支持君士坦丁堡的紅黨攻擊藍綠黨，使得社會秩序更加混亂。
拜占庭遺址
拜占庭的競技場及競技活動繼承了古羅馬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創新發展：在法律制度上，對競技者和競技場的公共秩序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在競技場文化上，對競技相關設施的內涵和象徵意義進行了新的闡發；在市民權利方面，拜占庭時期進一步發展了競技場作為民意表達渠道的作用和影響。
但是同時還應看到，在競技場為代表的公共空間中，民眾所表達的常常是對政策的不滿和抱怨，而且這種表達並不是理性的，某些暴民或為達到個人目的，或者出於純粹的無賴動機，試圖利用民眾情緒引發騷亂。在拜占庭時期，皇帝對民眾抱怨的回應和態度值得深入分析，縱觀歷史我們既看到阿納斯塔修斯曾經被民眾逼迫，以至於未戴皇冠出現在競技場皇帝專用包廂，又看到查士丁尼殘忍地鎮壓尼卡騷亂。拜占庭時期皇帝對於民眾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事實上是逐漸強硬的態度。另外有學者探討拜占庭社會的共和因素，認為除了少數皇帝鎮壓民眾的例子外，大多數情況下，皇帝會答應民眾的訴求，或者謙卑地請求民眾的諒解。其實，在拜占庭這樣的皇權社會，民眾的權利是皇帝賦予的，民眾可以享有某些權利，但必定是在一定條件和限度下的權利。
拜占庭遺址
在拜占庭帝國歷史上，尼卡騷亂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在於，尼卡騷亂與首都歷史上其他騷亂事件沒有本質區別，民眾的初衷是要求皇帝釋放被關押的車迷成員，皇帝應民眾訴求罷免官員，旨在以這些替罪羊轉移民眾的怒火。特殊性在於，騷亂事件的最終解決方式是如此的血腥和殘酷，騷亂的規模也是空前的。查士丁尼試探性地向民眾妥協和示好，均遭到民眾的拒絕。一旦競技場的騷亂輕蔑地將皇帝的示弱和安撫一腳踢開，就觸及了皇帝權威的容忍底線，為了保障帝國的安危，防止外邦人趁機入侵帝國，他必然當機立斷，不再妥協。查士丁尼並非一味地模仿前人在公共空間治理方面的政策，他最初向民眾妥協和示好，試圖以舉辦戰車競技比賽、在競技場公開認錯討好民眾，但事與願違，他只能出此下策。平定騷亂以後，查士丁尼努力地為自己辯白，所以公開的宣傳口徑是：阿納斯塔修斯的侄子試圖篡位，在一些元老的支持下進行叛亂，最後被平定。從尼卡騷亂可以看出，拜占庭帝國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行為都是受到侷限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越過對方的底線。
古羅馬
人，歸根結底是政治公共空間中的存在。在拜占庭時期，競技場也成為民眾表達意見的主要場所，也為民意上達皇帝提供了契機。皇權與民權以戰車競技場為公共空間展開博弈，競技場遂成為皇權與民眾激烈交鋒的陣地。在競技場這樣一個公共空間之中，民眾意見能否被採納，主觀上取決於皇帝的主觀決斷，皇帝對民意的反應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一是統治者答應民眾請求，民眾則可安居樂業，且能讓社會更加安定，減少騷亂產生。二是統治者無視民眾請求，則可能會導致民眾揭竿而起，憤而作亂。
尼卡騷亂之後，查士丁尼及後世皇帝對該事件心有餘悸，因而有意限制民眾在競技場表達意見的權利，這反映了查士丁尼王朝皇帝集權強化的演變趨勢。
古羅馬
皇權與民眾博弈的過程中，拜占庭皇帝運用策略規訓民眾。阿納斯塔修斯皇帝在位期間以和平方式處理競技黨事務，利用競技黨之間的不和，分化民眾實力。為了應對綠黨和藍黨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他選擇支持君士坦丁堡的紅黨，對付綠黨和藍黨。他授意波菲利烏斯分別為兩大競技黨贏得相對持平的勝利成果，使他們不至於因為嫉妒而互相爭鬥。車迷們都希望自己的隊伍贏得比賽，這就必然產生競爭；如果某個隊伍總是贏得比賽，則會引起對手的嫉妒。波菲利烏斯周遊於兩個黨派之間，為藍黨和綠黨分別贏得比賽勝利，這是阿納斯塔修斯治理公共空間的計策。
統治者斥巨資舉行戰車競技比賽，並非不計成本和回報，而是希望獲得政治資本，規訓民眾。通過在競技場的一系列活動，以及競技黨的宣傳活動，統治者旨在塑造慷慨、愛民、公平競爭、平等參與和集體參與等社會價值觀，並以此宣傳成功地凝聚民眾，鞏固了社會統治。統治者喜歡在競技場接受民眾的歡呼和讚美，容許民眾在競技場提出合理要求；但由於君主權力的專斷性質，統治者也可能會無視民意，不予反饋，造成了雙方的博弈僵局，社會張力增大與群體性事件增多，競技場一度出現失控的局面。在拜占庭這樣的皇權社會，民眾的權利難以超越皇權設定的底線，民眾只能在一定條件和限度下行使該權利，一旦威脅到統治的基礎，統治者就會對民眾採取打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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