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腕錶之家 鐘錶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瑞士製表行業經歷了一段深刻的危機時期，致使國家出手主導行業重組。這場救援行動採取卡特爾協議的形式，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本篇文章，我們先來講述第一部分：1920至1930年代的往事。
瑞士日內瓦製表師Paul Guillard，1921年
瑞士製表行業擁有五個多世紀的悠久歷史，漫長的旅途中難免顛簸磕絆，每次都反覆提醒我們行業曾經歷過更加糟糕的境況，但總能逢凶化吉。在這些顛簸磕絆中，有些危機甚至動搖了行業的根基，最終還是通過激進的補救措施得到解決。目前，COVID-19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和傳播迫使製表行業陷入停滯，回顧檔案和歷史書籍，瑞士製表商們又是如何渡過難關的呢？相信非智能手機一代對1970至1980年代的石英危機依然記憶猶新，況且這場危機主要是結構性的，因此不在本文探討之列。相反，我們將深入解析由經濟環境引發的早期危機，這些危機在塑造20世紀瑞士製表行業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A. Schild SA(ASSA)的建築，1960年。A. Schild SA(ASSA)是組成Ebauches SA的三家公司之一，創立於1926年。
“可怕的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好轉趨勢既浮淺又短暫，剛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瑞士製表行業再度遭受重創，這一次是隨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崩盤而來的大蕭條。納沙泰爾大學的François Scheurer教授當時寫道，“在1920年的頭幾個月，（腕錶和機芯的價格）上漲達到並超過最高點。接著緊縮開始了，起初緩慢，隨後加劇。與此同時，行業內釋放出減緩生產的信號，很快訂單也紛紛被取消。那是一段可怕的危機時期，慘烈程度前所未見。”
當時的腕錶生產被拆解分散，在“établissage”的工業流程中彼此依存，其中零件製造與組裝相互分離。同時，為了應對價格下跌和某些市場（包括美國和日本）徵收的進口關稅過高，瑞士製造商開始大規模出口未組裝機芯（也即“chablonnage”），然後在進口國組裝成型，並以瑞士表的名義銷售。這就導致瑞士本土出現失業問題，而技術卻轉移到境外。
面對危機，瑞士大刀闊斧，向製表行業注入大量資金。更重要的是，聯邦通過了一系列法律，例如控制新公司的創建或防止製造商降低價格，為管理該行業提供了法律依據。隨後，卡特爾機構也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而製造商恰恰處於這場“Restauration Horlogère”大規模重組運動的最前沿。在十年的時間裡，五個新的僱主聯合會日漸成熟，涵蓋機芯製造商、零件製造商和Roskopf機芯製造商，均受制於Fiduciaire Horlogère Suisse（Fidhor瑞士製表信託機構）。Fidhor被視作製表行業與出資人之間的永久性聯繫，該機構的作用是“對信貸保持警惕”，並保證遵守商業和金融協議。
20世紀初期的毛坯機芯製造工坊
在地方層面維持產業
正如“真正的時間大師 - 瑞士製表卡特爾（1919-1941）”作者Johann Boillat在書中解釋的那樣，“卡特爾政策將製表商帶入兩個互補的方向。第一個是民族主義領域，大多數製造商都同意打擊境外生產，通過禁止機器轉讓並嚴格限制毛坯機芯和零件出口來對抗猖獗的去工業化進程。第二個是引導僱主建立最低關稅，集中生產場所，以便更好地與異議相抗衡。這種結構與市場經濟原則背道而馳，乃是基於市場主要參與者之間的約定慣例。”
引入製造和出口許可證，以及遵守關稅的義務，使瑞士得以加強在國際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建立準壟斷實體，其中包括Ebauches SA和ASUAG。Ebauches SA是ETA的前身，現隸屬於斯沃琪集團，創立幾年內就成為瑞士鐘錶工業聯合會授權的唯一機芯供應商；而ASUAG則於1983年併入斯沃琪集團，它被Johann Boillat稱作“卡特爾最強大的資本”，為市場上的價格、產量和技術標準制定了框架。
歷史學家Pierre-Yves Donzé指出，“直到1960年代初，瑞士製表公司並不是在自由市場環境，而是在國家干預的經濟環境中運作。”這種大規模、無條件的國家干預，目標就是維持由小型、局部組織構成的工業結構。如果希望擴展、遷移或更改名稱，公司必須向聯邦經濟事務部申請執照，且不得超過許可的最大工人數。最終，該行業是否從重組中受益呢？Johann Boillat總結道，面對危機，“僱主組成了強大的集團，通過限制競爭鞏固地位，保護領地證實行業專業的價值。”或者以量化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在1939年至1956年之間，製表公司向股東支付的年度股息平均為14％，而整個瑞士工業部門為7.8％。（圖/文 腕錶之家 許朝陽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