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來自199IT數據中心微信賬戶：i199IT 作者，吳軍，北京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
城市發展動力問題一直備受社會和學界關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以人為本的思路要求城市發展模式從規模粗放型向質量集約型轉變、從增量擴能向做優存量調整。因為單純依賴土地、勞動力、資金和管理效率等要素的“傳統模式”，很難維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新背景下，大城市如何進一步發展，提升內涵與質量？文化動力模式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路徑，是對該問題的學術回應。
文化動力中的“文化”，並不是指那種模糊的、抽象的、無所不包的文化，而是指那些與本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文化設施、多樣性組織、各種文化實踐等構成的城市場景，以及場景中隱藏的自我表達、超凡魅力和時尚等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這些因素能對創意階層產生吸引作用，並影響該群體的城市流動和新興公司選址等。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化動力模式作為一種全新思維，重塑著城市發展與轉型的後工業路徑。
是什麼驅動著或阻礙了經濟增長、民主進步、人口流動以及社區繁榮呢？城市發展的傳統模式認為，土地、勞動力、資金和管理效率等作為生產要素，推動著經濟增長和城市擴張。這也是過去30多年中國多數城市發展的主要思路。另外，還有學者提出城市發展的人力資本模式，即通過教育、培訓和保健等途徑的投資來提升勞動力素質，提高生產效率，從而推動城市增長。
然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尤其是全球化和信息技術變革，大城市形態已經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作為“娛樂機器”①而存在的城市，文化、藝術和休閒娛樂等方面的市民參與和消費實踐正演變成一種新動力，推動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與轉型。對於學術界來說，如何把這些新實踐、新現象整合到一個理論框架中來？這將是知識經濟時代城市研究的重點。
本文討論的文化動力模式，就是這樣的一種學術嘗試。尤其是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市發展思路要求從規模粗放型向質量集約型轉變、從增量擴能向做優存量調整。據不完全統計，中國600多個城市中，約200個面臨著發展模式轉變。因為單純依賴土地、勞動力、資金和管理效率等要素的“傳統模式”，很難維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從這個層面來看，本文所探討的文化動力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思路，是對新型城鎮化下如何提升發展質量的理論思考，也是對新常態下城市如何轉變發展方式的學術回應。
一、城市發展動力研究簡要回顧與評價
事實上，城市發展動力的研究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領域，涉及城市社會學、城市經濟學和城市地理學等。梳理國外社會科學文獻，解釋城市發展動力的思維主要有三種：
一是傳統模式，從生產的觀點來研究消費與居住。20世紀初期及之前，傳統模式中所強調的生產元素，諸如土地、資金、勞動與管理等，推動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影響消費行為和居住模式，在城市發展方面起著基礎性的作用。這方面的代表學者包括亞當·斯密（Adam Smith）[1]、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2]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3]。二是人力資本模式，從人力資本視角分析工作與就業。20世紀50年代起，大批人口湧入城市，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城市興起，在解釋城市發展動力的傳統模式基礎上，有些學者擴展了新要素，即人力資本。他們認為，促進城市迅速擴張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和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與知識的提高。換句話說，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再依靠傳統要素的數量增加很難取得諸如初期階段的成就，甚至可能出現城市投入的邊際效應遞減現象。在這一時期，城市政府通過教育、培訓和保健等方式來獲取人力資本積累，並把其作為一種新要素，去推動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持這種觀點的代表學者包括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4]、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5]和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6]。三是便利設施模式（amenities），從便利設施角度探討人口遷移和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起，大批製造業從城市中心撤離，取而代之的是休閒娛樂和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城市形態由生產轉向消費。有學者提出，大城市的競爭優勢將體現在吸引高級人力資本的能力上，其中創意階層是這種人力資本的重要代表，而吸引與聚集這些人才不僅靠經濟性因素，而且還應該包括城市所能提供的便利設施、文化藝術實踐、自我表達氛圍以及受該群體歡迎的生活方式等。這些因素集合所形成的場景（scenes）將是推動城市發展與轉型的新動力。持這種觀點的代表學者有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7]、理查德·弗羅裡達（Richard Florida）、特里·克拉克（Terry N.Clark）[8]和丹尼爾·西佛爾（Daniel Silver）[9]。
梳理國內相關研究文獻後，我們發現，社科理論範式多從歐美學術體系中引進，國內關於城市發展動力模式的探討基本上是沿著國外研究邏輯進行。大致概括兩種主要觀點：
第一，傳統城市發展動力觀點，通過土地圈並、資源開採與勞動力投入等推動城市發展。如張庭偉對蘇南小城鎮的研究提出，國家通過土地和資金等優惠政策來建立工業小城鎮，農村富餘而產生的剩餘農副產品交換促進城鎮發展[10]。費孝通對蘇南城鎮研究後提出，“離土不離鄉”城鎮發展思路，通過鄉鎮工廠來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發展加工業，推動區域發展[11]。進入90年代之後，週一星對長三角城市群研究後提出，經濟聯繫的方向能解釋城址變遷、城市擴展、區域中心城市發展等眾多現象[12]。林毅夫對北京及其他城市研究後提出，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物質資本、勞動力投入、技術進步和體制變革等[13]。第二，城市發展動力的新特點，即開始重視文化與藝術消費、信息與互聯網、創新與科技、城市生活品質與社區環境等對城市發展的作用。進入新世紀以來，部分地方政府通過創新來實現產業升級進而推動城市發展。另外，一些城市（杭州和南京等）通過打造區域歷史文化氛圍、提升城市品質等方式來吸引新興產業集群，從而推動城市發展。同時，張鴻雁提出，城市發展動力正在轉變為以智慧、知識等文化軟實力為主體，基於文化產業和文化景觀生態等特色文化城市建設將是未來大城市發展的主要路徑[14]。葉裕民對成都研究後指出，以城鄉統籌為動力，塑造成都休閒文化與生活方式，吸引創新人才集群與產業升級，從而推動城市轉型[15]。
城市發展動力的傳統模式強調了土地、勞動、資本和管理效率等要素對城市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人力資本模式突出了優秀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便利設施模式指出了休閒娛樂為導向的文化參與和實踐對創意階層的吸引。這些研究對城市發展與轉型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也是本文開展文化動力探索的基礎與前提。
然而，由於歷史條件與制度環境的變化，從目前發展階段來看，這三種模式都存在一些侷限：其一，“傳統模式”強調了土地、資本、勞動和管理效率等要素的重要性，卻忽略了知識技術等無形要素；其二，“人力資本模式”看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優秀人力資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卻沒有解決如何有效地吸引這部分人才的問題；其三，“便利設施模式”儘管凸顯了以休閒娛樂為導向的文化與藝術實踐、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等對創意階層聚集的重要性，卻忽略了制度環境中的組織化力量②（如集體主義制度環境與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增長）遠遠優於多樣化個體對當地發展的積極貢獻。
城市發展的文化動力觀點是對以上三種城市發展模式的繼承與創新，同時，也克服了三種模式各自的弊端。文化動力觀點既重視知識經濟對城市發展的作用，又關注如何吸引創意階層等優秀人力資本的問題，以及便利設施背後隱藏的組織化力量。文化動力觀點將集中探討生活文化設施、文化實踐和多樣性組織等作為一個整體性城市場景對城市發展與轉型的作用，因為它們構成的城市場景中所蘊藏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將對創意階層城市流動產生重要影響。
圖1：三種城市發展動力模式的比較
二、文化動力的理論基礎：消費城市、創意階層與城市場景
（一）作為娛樂機器而存在：消費城市（consumer cities）
隨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城市形態與社會結構正在悄悄且深刻地發生著變化。最早“捕捉”到這種變化的學者們有芝加哥大學城市社會學家特里·克拉克（Terry N.Clark）、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愛華德·格萊澤（Edward Glaeser）、多倫多大學的商業與創意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以及社會學系丹尼爾·西爾佛（Daniel Silver）等。
他們分別對美國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費城、波士頓和底特律等大城市研究後發現，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傳統工業從城市中心撤離或衰竭，而以文化創意、休閒娛樂、金融服務和IT科技為主的新興產業逐漸興起。大都市的城市形態開始從“生產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一個新的城市時代已經悄然來臨，即以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城市形態[16]。基於此，格萊澤把大城市的新形態描述為“消費城市”（Consumer City），而克拉克則更加形象地把這種新型城市形態比喻為“娛樂機器”（Entertainment Machine）。事實上，無論是消費城市概念還是娛樂機器的比喻，都是對未來大城市形態的一種假設。
不過，這種假設是建立在他們多年實證研究和豐富的一手資料分析的基礎之上。例如，克拉克的“娛樂機器”是基於長達20多年的跨地區跟蹤研究，涉及到紐約、芝加哥、多倫多、巴黎、東京和首爾等30多個國際性大城市，1700多個北美中小城市，先後投入研究資金達到1500萬美元。多元的方法、豐富的資料和跨區域特點，為“娛樂機器”概念的提出，以及場景理論（The Theory of Scenes）的建立，奠定了紮實的基礎。本研究的邏輯起點就建立在對“娛樂機器”的研判之上。我們深信，未來大城市形態就是一種基於生活休閒娛樂、文化與藝術的消費形態，而非基於生產的工業形態，市民的生活休閒娛樂將是大城市發展的新動力源泉。
（二）大城市競爭的關鍵資源：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es）
隨著城市形態的轉變，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大城市創意階層的崛起。創意階層是指依靠“創造新產品、新服務、新理念與知識”的人員，包括科學家、工程師、大學教授、藝術家、藝人、設計師、建築師以及高科技、金融服務、法律及健康等知識密集產業的從業人員[17]。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掌握專業技術，且具有強烈社會正義感與責任感，並作為一個階層開始出現。他們超越傳統元素如政黨、階級和種族等，藉助新興媒體，正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變革力量。他們的活動內容、範圍和方式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越來越明顯；他們的價值觀與言行對城市發展議題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
事實上，創意階層有一個顯著特點，即非常“在意”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訴求。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訴求也影響到了他們的城市流動。正如佛羅里達所強調的那樣，隨著收入不斷提高，創意階層的訴求早已超出了基本的物質範疇，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對生活方式的看重、對價值觀念的表達等。這些因素都會對大城市發展與轉型產生深遠的影響。
弗羅裡達之所以會下這樣的論斷，是因為創意階層作為大城市的精英群體，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創造與發明新技術），而且還擁有巨大的消費能力與意願。這一特點恰恰與其父輩一代形成鮮明對照。他們樂於參與，並且願意去消費，有能力去消費，尤其是對音樂、影視、動漫、服裝、餐飲、圖書等文化與藝術參與。在全球化時代，當大城市發展模式由生產“推動”，演變成由“消費”拉動時，爭取這部分人群的遷入成了城市制勝的關鍵。
（三）吸引創意階層的核心要素：城市場景（urban scenes）
問題的關鍵是：城市如何吸引創意階層呢？正如格萊澤的“消費城市”結論一樣：未來大城市的競爭力體現在城市作為一種場域在吸引高素質人力資本的能力上。同時，佛羅里達也毫無避諱地指出，地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單元；是地域將人才與工作相匹配；是地域提供了密集和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幫助人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地域造就了一個擇偶市場，幫助人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伴侶；是地域提供了能夠駕馭人類創意和將這種創意轉化成經濟價值的生態體系[17]③。
可惜的是，佛羅里達並沒有給出“什麼樣的地域能夠造就以上成就”，而克拉克的“城市場景”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詮釋。隨著城市形態轉變和創意階層崛起，傳統以生產為導向的生產要素已經不能完全解釋新的城市增長，需要以消費為導向（休閒娛樂、文化和藝術實踐）的一套新學術語法來解釋發達工業社會的城市增長。
在這種背景下，“場景”（Scenes）應運而生，它以消費為導向，以便利設施為載體，以文化實踐為表現形式，推動著經濟增長與人口流動[18]。從這種意義上講，特里·克拉克領銜的城市研究新芝加哥學派，把“場景”當作城市發展的新舵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克拉克認為，場景理論中的“場景”一詞來源於“Scenes”的翻譯。根據“場景”在電影中的應用來看，它包括對白、場地、道具、音樂、服裝和演員等影片希望傳遞給觀眾的信息和感覺。在場景中，各個元素的關係是相互有機關聯，同質元素佈局之間有必然的出現關係，異質元素佈局之間將表達顛覆性的思想。克拉克將該現象引入到城市社會的研究中，進而形成了“場景理論”[19]。在城市中，場景的構成主要是“便利設施”（Urban Amenities）的組合。
這些組合不僅蘊含了功能，也傳遞著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這些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蘊含在城市便利設施的構成和分佈中，並形成抽象的符號感和信息傳遞給不同的人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場景”概念已經超越了便利設施集合的物化概念，是一種涂爾幹所描繪的社會事實，作為文化價值觀的外化符號而影響個體行為的社會事實。
場景理論的研究出發點在於：發達工業社會里，個體空間行為動機凸顯在對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訴求之上。特定城市的文化價值觀念蘊藏在社區、建築、人口、風俗和群體性活動中，並外化為便利設施的功能、種類、佈局的總和（場景）。文化價值觀通過區域場景來反映和形塑著人們的空間行為動機與現代生活秩序。
圖2：城市發展的文化動力模式的理論基礎
三、文化動力的概念與內涵
城市發展文化動力模式聚焦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利用文化因素推動城市轉型。這裡的“文化”概念，並不是指那種模糊的、抽象的、無所不包的文化，而是指那些與居民生活有著緊密聯繫的生活文化設施、多樣性組織、各種文化實踐和三者構成的城市場景，以及場景中蘊含的自我表達、超凡魅力和時尚等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
文化動力是建立在新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提出的場景理論（The Theory of Scenes）之上。它是對城市增長傳統動力元素的繼承與補充。比如，它承認土地、勞動力、資金、管理效率以及人力資本對城市發展的推動作用，但不侷限於此，而是在此基礎上，為應對新城市形態和新社會階層的崛起，提出的一種全新的發展思路。事實上，克拉克提出的場景理論中的“場景”含義至少可以從以下7個維度[20]進行理解：
（1）社區（Neighborhoods），而不是城市、都市區、國家、省或民族等；（2）物質結構（Physical structures），如舞蹈俱樂部或購物商場；（3）多樣性的人群，根據他們的種族、階級、性別、教育、職業、年齡以及其他等維度進行描述；（4）1-3的特殊組合和嵌入到組合中的活動，如青年科技工作者參加當地的朋克音樂會；（5）這4個因素所表達的符號意義和價值，這種價值可以定義地方發生的經驗中什麼是重要的；（6）公共性（Publicness）－－而不是個人或私人的，克拉克強調由公共空間所呈現的場景；（7）政治學和政策，尤其是政策和政治爭辯中關於如何形塑、維持、轉變或者生產一個給定場景，某種場景是如何吸引或排斥居民、公司和遊客，抑或一些場景如何協調政治敏感（political sensibilities）、選舉模式和特殊有組織的團體，如新社會運動。
文化動力模式繼承了場景理論的思路，尤其是場景的前3個維度。不同的是，文化動力是根據中國社會環境和制度背景而做出的拓展或延伸，尤其是中國社會對集體性的強調、公與私之間沒有太明確界限等制度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引入場景理論時特別注意中國製度背景性因素這一維度。比如，克拉克強調的“多樣性人群”對於本地區發展的重要性，而我們強調“多樣性組織”在中國社會制度環境下對地區發展的作用。在我們看來，即使某地區在某段時間內存在著多樣性人群，但大多數是短暫的停留（如只是來看場演唱會或體育比賽，汽車時代更加劇了這樣的短暫停留），而這些短暫的停留（或活動參與）並不能給本地區帶來實質性就業機會與社區發展。相反，多樣性組織相對長期與比較穩定。一個地區社會組織比較多且多樣，說明本地的社區活力好，也意味著本地區居民的文化藝術參與度高且持久，這樣才能為本地區帶來真正的利益和公共福祉。
另外，場景理論第二個維度的物質結構，是以便利設施為導向，強調居民生活的便利性與舒適性，而文化動力不僅強調居民生活便利，而且還強調一些所謂“高大上”的文化設施，如大型廣場、公園、博物館、體育設施以及紀念性建築等。對這些“大尺度”的強調也比較符合中國城市建設與規劃中政府主導下的運作環境與積極意義，即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建設與規劃，對經濟增長、人口遷移和社區發展的積極影響。這與歐美社會中由市場主導的城市建設有很大不同。因此，文化動力既強調與普通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便利設施，又突出大型文化設施項目對本地區發展的作用。
根據以上闡述，借鑑城市場景的理論邏輯，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理解文化動力。
文化動力的第一維度是生活文化設施。它繼承了便利設施模式導向的城市發展思路，即與市民生活有關的休閒娛樂、文化與藝術實踐等對本地區發展的重要性。比如，咖啡館、酒吧、餐廳、卡拉OK房、影劇院和公園等便利設施給市民生活帶來便利與舒適，而博物館、圖書館、畫廊、藝術館等文化設施給市民帶來美學享受和內在昇華。通過測量這些設施的區域規模與分佈，我們可以解釋某地區的社會結構與人群特徵。例如，北京的書店、大學、博物館、藝術館和畫廊等設施數量要遠遠高於其他城市，這說明聚集北京的人群特徵與社會階層；再比如，深圳咖啡館數量要高於全國其他城市，這說明深圳的創新空間與氛圍發展較好，這對科技公司比較有利。文化動力的第二個維度是多樣性組織。它是指與文化實踐有關的各類組織。尤其需要說明的是，這裡運用“多樣性組織”來取代場景中“多樣性人群”，是因為多樣性人群的“駐足”或“短暫停留”並不能給本地區繁榮帶來實質性的好處。比如，部分城市通過興建大型體育設施來吸引遊客觀看比賽，然而遊客可能只在這裡短暫停留2-3個小時，並不能給本地區帶來真正的就業機會和社區進步。再比如，一些富人在北京市中心購置四合院作為投資而非居住，他們對本地社區事務與活動參與較少，儘管他們對多樣性人群貢獻了統計學上的意義，但實際上，除了市政財稅有所提高外，對本地區的進一步發展並沒有實質作用。相反，多樣性組織更能反映本地區居民的文化、藝術等參與，更能體現本地區社區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意義。另外，文化動力強調多樣性組織是與中國集體主義的制度背景有很大關聯，這種背景性力量對城市發展與轉型有著很強的推動力。文化動力的第三個維度是文化實踐。它是指市民參與相關的各種文化活動，如文藝沙龍、美食品嚐、會展交流、文化藝術節以及節日慶典等。文化實踐主要體現在本地區居民對文化、藝術等活動的參與。克拉克認為，文化參與作為一種新動力正在推動著城市社會的整體性轉型，而且這種轉型是根本性的。他在《城市作為娛樂機器》一書中，集中探討了“消費與娛樂如何改變城市”，即消費和娛樂相關的市民文化實踐如何驅動著城市的發展與轉型。這種觀點顛覆了傳統的認知（城市促進了娛樂與消費）。在這個層面上，他把城市形態比喻為娛樂機器。城市作為娛樂機器是文化轉向的重要體現，市民的文化參與依附於生活文化設施，如劇院、圖書館、影院、藝術館、餐館、酒吧、書店、便利店、咖啡館、藝術節、球賽、街頭表演、會展等。這些因素正作為一種動力推動著城市發展與轉型。
除了以上三個維度，文化動力還強調場景這個概念④。由生活文化設施、多樣性組織、文化實踐以及三種元素集合形成的場景，尤其是場景中蘊含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如當地是否提倡“自我表達”，是否鼓勵違規（打破常規）精神和容忍失敗的寬容度等，這些都會對創意階層產生吸引，從而聚集創意資本。
圖3：城市發展的文化動力模型
四、走向以生活品質“論英雄”的城市時代
文化動力是城市研究中比較前沿的問題之一，尤其是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市發展重點從規模粗放向質量集約型轉變、從增量擴能向做優存量調整，如何利用現有資源和稟賦來推動城市進一步發展，提升發展質量與內涵？這已經成為當下中國許多城市面臨的難題與挑戰。文化動力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思路，是對實踐問題的一種學術回應。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發展文化動力模式所強調的“文化”並不是模糊的、抽象的文化，而是與當地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活文化設施、多樣性組織和各種文化實踐等。
正如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以中國社會生活為基礎，提煉出解決與指導我國改革與發展的概念、理論、方法，才是中國社會學界最重要的任務[21]。在這裡，他把社會生活的研究放到了國家改革與發展的議程中，凸顯了該議題的重要性。借用這樣的邏輯，本文認為，對於城市研究，城市生活無疑是整個研究議程的重要設置，尤其是當城市形態發生改變和新社會階層的崛起，相對於早期城市研究中的貧困、移民、犯罪等議題來說，城市生活（質量）研究將開啟21世紀城市研究的2.0版。
事實上，用文化動力框架來去推動城市生活質量（品質）的構建是一項重要的議程設置。本文認為，城市生活質量（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是繼GDP之後的一個新的衡量城市發展的指示器。因為它對發展的理解，從傳統的經濟維度拓展到文化和社會層面，並凸顯發達工業城市對於文化與藝術參與的需求。換句話說，城市發展傳統模式只注重經濟指標而忽視社區、文化、藝術和生活等元素，而基於文化動力的發展思路，就是把原來被忽視的文化、藝術、生活與社區等元素納入到整個體系中來，尤其是把“人的生活”甚至是“生活品質”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來考量。
文化動力正是秉持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在探尋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市發展與轉型的新動力來源的同時，嘗試著去構建出另外一種新的衡量城市發展質量的指示器。從理論層面來看，城市生活品質所勾勒出的城市發展框架，既包含了普通意義的經濟增長，又囊括了傳統發展所忽視的文化與社會因素，使得目前爭論比較碎片化的理解統一整合到一個新理論框架裡，具有學術繼承性和拓展性。
城市生活（方式與品質）是吸引和留住創意階層的關鍵因素。它的重要性將隨著個體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增加，甚至在歷史的某一個拐點，其對創意階層選取城市“去留”或城市內部區位變動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創意階層對城市發展與轉型為什麼如此重要呢？我們可以通過以下事實進行初步瞭解。在知識經濟時代，城市發展正轉入一種創新型的增長模式－－創新成為經濟增長、人口流動和社區繁榮的主要推動力。創意不僅改變著生活，而且還改變著城市形態和社會結構。創意階層不僅會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主要推動力，而且還是大城市之間競爭的關鍵資源。根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的分析，創意產業每天為世界創造220億美元的價值，以高於傳統產業24倍的速度增長，美國GDP的7%、英國GDP的8%都來自創意產業（The Creative Industry）；可以說，創意產業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大城市增長的重要支柱。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城市留住了創意階層，就意味著保持了強大的競爭力。因此，本文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意階層的“去”與“留”將是城市制勝的關鍵，而生活方式與品質將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從實踐層面來看，文化動力新思維的應用價值在城市政策上至少應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是城市如何“築巢引鳳”的問題。這裡的“鳳”有其特定的含義，即知識經濟時代迫切需要的優質人力資源，特別是作為優秀人力資源的重要代表創意階層。其二是藉助文化因素推動城市發展與轉型問題，即城市政府如何藉助構建文化場景的辦法來刺激消費、鼓勵市民參與，從而帶來經濟增長、民主進步、人口與社區發展[22]。
總之，本文認為，在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的要求下，在新常態對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下，文化動力作為一種新思路，對城市發展與轉型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