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大雅·蕩》
中國古代史到傳說何時開始到吻合，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時間疑團。那麼從出土的殷商遺物遺文可知，華夏文明不止一個高級文明。
一、殷代的歷史
夏朝的社會發展成何種程度，我們不得而知，所得史記史料記載基本全無。僅從河南安陽出土的殷墟來看，殷商所承之夏代的文化為重要的。
由此也可能夏、統治殷，殷取代夏，直接將其文化繼承。所以出土古文物中，歷史學家對此夏商之文化歷史始終是一個謎。
故有“殷因於夏體，周因於殷禮。”
殷商時代以前（“殷商”者，指在殷之商而言，即商代之後半也。）黃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帶中。前面文章我們得知夏王朝在黃河上游，為高地居民所建立之王朝，而殷王朝則建築在黃河之下流域，為低地居民所建王朝。
從考古中發現，最能直接反應殷文化的證據就是青銅器和甲骨文字。
談到殷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鵬說：“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這麼精美的青銅器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根據商代傳世的鐘鼎彝器多精工巧妙，更見文化程度之高超，古人智慧之巧妙。
可見殷商的文化乃集合若干文化之大成。
這些文物出土於清光緒年間，在河南安陽西北五里之小屯。地處洹（huan）水南，洹水三面環之，正符合《史記·項羽本紀》所謂的[洹水南殷墟上]。
二、殷代社會狀態
中國和其他古國文明一樣，都是重視天象和巫卜的。而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多是卜辭，可見當時已經到了無事不卜的地步。到春秋戰國時代，人民的理性開始提高，百家爭鳴這一史無前例的文化大交流，卜事開始逐漸形成哲學，而出現一切怪力亂神之說，為學者所摒棄。
從湯到紂共三十帝，其中直系繼承有十七世（一世是30年，共510多年）。很多是兄弟繼承王位，兄弟同輩繼承王位之後的下一代，往往不是長子之子而是少子之子。這種情況不僅限於殷代，周代也有。
周朝的三個兒子中：泰伯、仲雍沒有繼承王位，而是後面的季歷繼承王位。文王之後繼承王位的不是伯邑，而是武王。
這是任何地方的民族，都曾實行過的繼承方式。這也是後來中國嚴格的繼承製度，即宗法禮節初始階段的形成。
王國維認為,到周代初期為止，仍尚存殷代遺風。可以說殷、周之際是宗法產生的分界線。
從史記上記載得知：從湯滅夏到紂二十九王，大概有五百多年。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佰有餘歲”是也。
據《史記》記載：殷多次遷都，在盤庚時代定過國度名為殷。在近些年出土的文物來看，給歷史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光明。因為從殷墟出土的文物很多記載了歷代帝王的名字，其中也有排列殷代歷代帝王名字的資料。
這在王國維的研究中與《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尚書·周書》非常一致。這也使歷代的學者們印證以往的書籍中所反映的事實，證據更加明確，對了解華夏文明歷史脈絡有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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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在盤庚以前的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在出土的文物中，記載的殷代帝王不僅僅是傳說中的人物，而且是實在的事實。盤庚以前到湯為止的系統排列，是由十天干嚴謹的順序排列，這是靠得住的。而這些材料並不是歷史學家所刻意所寫，而是在偶然是的事實觸發下，留下的文字材料。由此可見，在殷商時代，由於盤庚取代夏文化形成的統一文化已經非常卓越了。
此外從殷墟出土的大量的文物中，有耕稼、釀酒、種植、畜牧、建造、關於人類生事各方面文化程序，已俱規模。在羅振玉發表的《殷墟書契考釋》上的研究中指出：殷墟的書契就是那些為占卜而寫到甲骨文上的文字。
羅振玉按占卜的種類，將占卜的事項分為：祭、告、享、出入、田獵、車、風雨、征伐等。
羅振玉對甲骨上的文字進行了研究，最多的是關於祭祀的，竟有306項。告是向神或祖先報告，請願的報告有16項；享（酒席）有15項；出入有128項；其中包括步、往、在、等與場所有關的事項。
還有殷墟中關於古代官職的發現：卿士（刑、罰方面的官職）、大史（記錄方面的官職）、方（地方官）、小臣（奴隸的官）、豎（管理奴隸的）、掃臣（負責清潔衛生的）、巫（這是重要的官職巫咸、巫賢天子的輔佐）、衡（負責分工的官職）、尹（治理方面的官職）。這在羅振玉中都有其統計。
步在等《尚書》中也有相關的記載，金文（銅器銘）中也有記載，這些銘文與甲骨文一致，增強了史料的真實性，其價值無法比擬。
在其往後發生的《春秋》之法是以日曆為本，記述所發生的事件。殷墟的記錄，是把事件之前占卜的話，用鋒利的契刀（鐘鼎的製造，說明鍊金技術已經相當高超）到甲骨上，而自然形成的記錄。
羅振玉的研究是從當時存在的文字開始的，看了他的著作就會明白。
在殷商時代，凡是遇到洪水、天災、大旱、帝王都會發生祈禱。而“王”字也是那個時候祭祀產生的，後來說它是統領天地人三才。在祭祀中，火是非常重要的，火也是是文明的象徵。
以上對殷墟出土文物記載，及遺物的發掘、甲骨文、金文記錄，可以說，中國文化是從夏殷商開始。從中可以想象出我們偉大祖先的創業、手工、藝術的勞動智慧體現。
三、殷商滅亡的原因
我們都知道殷是亡在紂的手裡。而我們把所有的殘酷暴虐所做的壞事都推到紂王身上。其實不然，天子的好逸惡勞，荒淫無道，並不能代表全部之責任。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度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那麼就如孟子所說：即便君主殘酷暴虐，但輔佐中有好人，所以周沒有輕而易舉消滅殷商。
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論述：周與殷在黃河上下游，兩者東西相對。大抵下游地低，氣候土壤均較為肥沃，生活文化較為優秀先進，而居民較文弱，亦易陷於奢侈淫佚。周在上游高地，氣候土壤均較惡劣，生活文化落後，而居民較強武，勝於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團結。
而殷、周關係，已成為中央共主和四方諸侯國的關係。
根據《微子》記載，周取代殷，與其說是王之過，不如說成殷人之過。民眾的風俗之弊，大於其王之弊。就是說原因在於臣子官吏開始不注重德行，禮節，開始對奴隸，人民嚴苛，殘暴，而帝王不知用人之道，不聽老成人之言，是其根本。
夏曾佑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中說：“一提到暴君，必然會把桀、紂一併舉出，兩者所為皆同事：婦人之事、飲酒之事、興土木之事、拒諫之事、受賄之事、信天命而不反省之事。”這種認識，稱得上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
戰國時代有其“殷人信鬼”的流傳，表明國家、民眾的信仰淡薄。自《尚書》以後，歷代的中國帝王亡國都是由於失德開始的，只是殷代為其開端。
再者有《牧誓》《立政》中所講惡人聚集在天子身邊，國家衰頹，綱紀廢弛，社會混亂，大小強盜百出，造成國勢不強，這也是亡國的原因。
如果歷史眼光不發達，根本注意不到這些情況。可見當時殷商時代，紂王身邊是有賢人輔佐的，人民也受到其恩澤。例如《論語》中說殷有三仁：微子、箕子、王子（比干）三人。孟子也講過商容、膠鬲的事，總之，殷朝有賢人，也是事實了。
還有一種是隨著此弱彼強之說，周朝文王、武王的發展，國勢如日沖天，威脅到國勢衰微的殷商，那麼商滅亡也是難以避免的。
四、殷、周革命
殷、周革命，這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事件。因為在那之前，殷取代夏，不過是自古代並存的同一性質的國家所取代。夏王雖敗，但是沒有被殺，而是流放到其它封地。
然而殷、周卻不同。周滅殷之前，兩國在政治上早已發生關係，並非沒有來往聯繫的兩個民族。
據崔述《考信錄》：周王季曾為殷的牧師，專門管理地域、牲畜一類的，其後被殷王文丁殺害。西伯、九候、鄂侯當時被封為三公。其周的國力增強壯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紂王聽信讒臣，恐怕不利於商紂王，紂王於是將姬昌拘於羑里（羑里，位於今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
王國維認為：當時商紂王存在，文王是不可能稱王的，這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中是不可能的事。
羅振玉認為：在殷王與諸侯之間並未確定君臣之分，諸侯在其國內也能稱王。
對於王氏的著眼點是明智的，王氏在《殷周制度論》中說道：殷代，婦女是沒有姓的，（婦女的姓氏始於周代），所以天子的母親、妻子都是以其生日為姓（十天干），沒有妲己這樣的姓氏。
王氏的說法恆符合其中的情況，隨著王朝的變更而變化，這是時代前進的象徵。
周的強大，對殷開始進行殘酷的進攻。據《逸周書》所傳{《史記》也中有記載}，殷亡國，紂王自殺，周人不罷休，對其屍體進行侮辱。這在當時革命是相當重大的。
殷商文明是進步的，融合了夏朝，所以中國將夏商周作為中國歷史正史的開始。
殷商文化水平也是比較高的，這對於其文化不是輕易能泯滅的。
《尚書》周取代殷商時，武王問其殷民有何要求，殷商遺老回答說：“願還盤庚之政”，於是武王准許在舊地殷地施行盤庚之政。
從其出土的文物來看，殷文化是相當發達的，周繼承了發達的殷文化，甚至體現到藝術領域。這些出土的遺物，就是殷商時代文化進步最好的證據。
附錄：錢穆《國史大綱》中的一段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應之限度，凡及年曆、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參考文獻
《國史大綱》 《中國史通論》 《傅斯年講先秦諸子與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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