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薩埵（讀史專欄作者）
蘇東坡雖然身處困厄，猶能以樂天的心態回應種種不幸。面對人生逆旅，他將更多的生命活力傾注到對快樂生活的追求上去，而且居然真的成功。
當敬佩他、喜愛他、同情他的人們，為他的坎坷遭遇嘆息垂淚的時候，他卻已然在明月銀輝的輕撫下，抱著東坡肉罈子呼呼大睡了。
1097年，被貶在惠州的蘇東坡剛剛安定下來，準備在這個南方溫暖的城市中安度晚年。在和煦的春風裡，他從甜美的酣睡中醒來，伸了個懶腰。
每當心情極其愉快的時候，他就控制不住寫詩的激情。於是，一首描寫春睡之美的《縱筆》很快又在天下的士人口中傳誦了。
在過去的歲月裡，他的麻煩總是由他的詩帶來，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烏臺詩案”，那次他幾乎丟掉性命。老前輩文彥博曾好心地勸他不要再寫，那時他正騎在馬上，哈哈大笑道：“我若寫詩，我知道會有好多人等著作註疏呢。”
現在舊事重演，兩個月後，他的老友兼仇敵章惇，簽署了對他的新一輪貶謫命令。
得幸於宋朝不殺大臣的祖訓，蘇東坡從章惇手中逃得一線生機，但是他的運氣實在有限，受到了一個僅次於死刑的懲罰——流放儋州。
章惇自信地認為，沒有人可以在儋州這個地方繼續笑出聲來，蘇東坡也不會例外。
公文到達後，蘇東坡必須立即出發。惠州的生活剛剛安定下來，現在卻又被驅趕，不得有多餘的安寧。這樣的事在他一生中多次重複，陶淵明那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他始終沒能實現。
在蘇東坡以往的生活中，無論是順境逆流，總有朝雲在身邊相隨，給予他不少寬慰。不幸的是，這位“維摩天女”，在兩年前竟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奪走生命。
這或許也可以稱作為一種幸運，因為她不必再到儋州去受活罪了。
儋州位於今日的海南，在當時被認為是域外的窮荒之地，環境惡劣，條件艱苦，尤其對老年人的身體折磨最大。
六十歲的蘇東坡，是抱著必死之心前去的，他將家室留在惠州，只帶著三子蘇過前往。
他的弟弟蘇轍這時也被貶去廣西雷州。路過藤州時，蘇東坡聽到這個消息，於是作詩“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派人追上交給子由，兄弟倆得以結伴同行。
原本十幾天的路程，兄弟倆將近一個月才走完。蘇東坡儘可能地放慢腳步，希望時間可以多寬容一些，因為一到雷州，他就必須立即登船了。
離別的前夕，兄弟二人在船上整夜對坐，他們都已經是花甲之年的老人，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儋州的艱苦條件極其容易吞噬人的生命力，因此這難保不是最後一面。真個是生離死別，令人黯然神傷，但他仍以堅強的姿態站立起來，不希望有人為他擔心。
在給好友王古的信裡，他說，“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六月十一日，按照當地的慣例，蘇東坡在出海前參拜徵南二將軍的神像，接著在“眩懷喪魄”中登船出發。
面對起伏浩瀚、福禍不知的大海，蘇東坡只覺得心灰意冷，四顧回首已經是窮途末路，真不知“此生當安歸”。
在端坐北方朝堂的皇帝心中，蘇東坡是個“恃才傲物，譏諷朝政”的惡臣。相比於易受小人矇蔽的君王，遠離政治漩渦的下層官員和心地純良的百姓，對待蘇東坡的態度，才更能反映出他的本來面貌。
對於流放過程中與他交往過的不少官員，蘇東坡是心懷感激之情的。多位太守和縣令出於對他的欽佩，慷慨地提供生活上的幫助，後來全都因此受到主政者的處分。
蘇東坡在儋州雖然實為流放，但象徵性地保留了“瓊州別駕”的虛銜，至少在明面上，他還算是個公職人員。然而，政敵們卻又給他下達了與此矛盾的三條禁令：不得住官舍、不得食官糧、不得簽署公事。
不再參與公事是蘇東坡十分樂意的，如此他可以真正逍遙自在而不被繁瑣的政務干擾，優哉遊哉地享受“無案牘之勞形”的快樂。但衣食住行這些問題，卻實實在在地讓他受了一番痛苦。
首先是住房問題。最初到儋州時，東坡父子險些流落荒野，好在仰慕他的縣令張中幫忙，得以棲身在一處老舊的官舍裡。此地偏僻貧窮，房屋大多破頂，每到下雨時屋內就泥濘一片，蘇東坡只好把東西搬來搬去。張中動用公款為他修繕一番後，他才得以稍稍喘了口氣。
可是當局並不願意他有片刻的好日子過，在次年派出酷吏董必南下巡察，發現了這個情況，他派人將蘇東坡從公舍中逐出，並革了張中的職，傳訊進京接受處分。
胸襟寬大如蘇東坡，這時也稍稍有些動怒了，不過他表達不快的方式是幽默且高明的。他在一則寓言中提到了東海龍宮中經常搗亂的鱉相公，以此借指董必並加以諷刺。
“鱉”與“必”的讀音相近，但並不相同，即便董必讀到了這則寓言，氣得滿面通紅，也拿蘇東坡無可奈何了。
政敵小人們對蘇東坡的猙獰面目，正好反襯出窮苦百姓們的善良淳樸，尤其是那些仰慕他的窮讀書人的子弟，紛紛趕來幫他修建房屋。一位叫王介石的士人帶領家丁前來相助，而他本人出力甚至超過家丁，“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特別令蘇東坡感動。
新居建成後，頗具當地土著風格，蘇東坡說這是“疍塢獠洞”，可想而知十分簡陋。房子的後面是一片桄榔林，於是題新居名為“桄榔庵”。
他望著這座也許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處房子，不由得頓發感慨，決心生住於此，死葬於此，心情愈發沉重起來。但這種沉重的心境只持續了片刻，很快就被生活的喜悅衝散了。
桄榔庵的生活雖然清苦，也別有一番閒趣。 蘇東坡夜裡睡在床上，可以聽到林中獵鹿的聲音，有時天還未亮，就有獵人叩門，向他贈送鹿肉。
朝陽的光芒灑入竹林，頎長的樹影直延伸至他腳下。美景當前，他忽然覺得桄榔庵的生活也是超然的享受。陶潛的門前不過有五棵柳樹，而他的屋後卻有一整片樹林。“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這三間茅屋在他眼中已經是大如天地了。
居住問題總算解決，美食家、老饕客蘇東坡要捧著肚子發愁了。當年在黃州閒置時，他曾搖身一變成為農夫，在黃泥坂附近的東坡上開墾了十餘畝地，通過幾年辛勤勞作，得以豐衣足食。現在的局面比那時更為艱難，因為他已經六十歲，不復當年的體力了。
不過好在人口不多，向縣令張中借的幾畝薄田，足以供養他和蘇過生活一段時間。“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 蘇東坡顯然是以自食其力為樂的。我們讀白居易的《觀刈麥》，知道他因自己不事農桑而終日愧疚，蘇東坡沒有這樣的心理負擔，他已經戴上草帽在田中插秧種苗了。
蘇東坡雖然是手無縛雞之力文人，但並沒有懶惰的毛病。不過即便他努力營生，仍然常有斷炊之虞。
海南島上的居住者多為當地黎民，他們懶於耕種，以打獵為生，生活所需的許多物品包括糧米都要由廣東來的官船運輸。
1098年冬天，海上風暴頻發，運糧船隻無法到達，加上當年的莊稼收成不好，蘇東坡父子的生活幾乎無以為繼，真個一籌莫展。在給友人的書信中，他形容自己父子在斷炊中相對而坐，“如兩苦行僧耳”。
不過，他仍然開得出玩笑來，聽說在雷州的弟弟子由也因糧米不濟而日漸消瘦，於是作詩一首，
海康別駕復何為，帽寬帶落驚僮僕。
相看會做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鶴。
託人寄去。海康別駕即指子由，他在雷州的日子也不好過，還有一大家子要養活，境況愈發艱難，但當他讀到這首詩時，面上應該也會露出微笑來。
在無米作炊的日子裡，蘇東坡就到鄉野中採摘藥草，如蒼耳、蔓菁、蘆箙和苦薺等下鍋煮食，他稱這些是“葛天氏之民”才能享受的美味。
葛天氏在傳說中是上古賢明的帝王，治下的百姓生活安樂且富足。陶淵明在“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的生活狀態下也曾以此自詡。很明顯，蘇陶二人所指的都是精神層面。
蘇東坡形容自己在儋州的生活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可以說要什麼沒有什麼，只有一條好處，“無甚瘴也”。
中國古代由於對南方的探索不夠，北方人誤以為那裡存在大量瘴氣，常人無法居住。
好友參廖對他如今的處境牽掛不已，尤其擔心他的身體會日益衰弱，打算親自動身去看望他。
蘇東坡心領了參廖的好意，不願意老友為他憂愁勞累，於是回了一封極其輕鬆詼諧的信。他說自己現在退隱在一處小院裡，悠然自得好似天竺高僧。“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若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尤多。參廖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
在讀蘇東坡寫給友人的信時，我們可以發現他近似於莊子的心境。以他現在“四顧真途窮”的遭遇，他完全可以在信中發發牢騷，獲取一些言語上的安慰，至少可以有個傾訴的對象。
但蘇東坡不愧為蘇東坡，竟然將情況完全扭轉，在信裡寬慰起狀況比他好得多的朋友們來：“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煎”。
這當然是超出實際情況的話，特別是聯想到在那種艱難的處境中還能作此輕鬆之語，也就無怪乎蘇東坡受人愛戴了。
無論蘇東坡到了哪裡，他那種溫和友善的個性，都不會允許他沒有朋友。他曾對弟弟子由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所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
無論身處何種艱難局面，那種對人類深深的熱愛，總是能使他忘掉自身痛楚，急切地關心起他人的狀況來。人道主義精神在蘇東坡年輕時就已經表現出來，直至今日，光芒依舊不減。
島上生活的黎族人民，因為長期受漢族官吏的壓迫和欺騙，與外來移民相處得並不融洽。朝廷派出軍隊前來圍剿，黎民就退進山林裡，官軍也無可奈何。
蘇東坡認為這些居民都是善良淳樸的土著百姓，由於得不到公正的對待，才被迫與漢民發生衝突。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拋棄原有的偏見，並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首《勸農詩》，鼓勵黎民從事農業生產，以帶來長久的福利。
蘇東坡跟他的鄰居們同樣相處得十分和睦。《縱筆三首》中記載了鄰居經常送烤肉給他吃的經歷，“明日東家當祭灶，只雞斗酒定膰吾”。
一位住在山上的黎族樵夫揹著柴到市集去賣，看到蘇東坡一身儒服，覺得奇怪又好笑。蘇東坡嘗試與他交談，因語言不通作罷，不過樵夫似乎也看出蘇東坡是陷於草莽的貴人。冬天海風肆虐，寒冷刺骨，他竟然直接送了一匹木棉布給蘇東坡製衣禦寒。
在海南期間，蘇東坡養了一條名叫“烏嘴”的大狗，閒來無事時就帶著它到處閒逛，和村民們在樹下席地而坐，暢談起來，而且尤其愛聽人講鬼故事。
有時拜訪朋友歸來，天降大雨，他向農婦借來斗笠蓑衣和木屐，在泥水中蹚浪著走過，烏嘴搖著尾巴緊隨其後，絲毫不顧忌所謂讀書人的莊重。小孩子們見到他的這副怪模樣都哈哈大笑，口吹蔥葉送他離開。
而他這時已經略帶酒意，開始飄然起來，不覺得有一絲不快，隨口吟出一句“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晃悠悠地回桄榔庵去了。
往昔的榮耀和官位，現在在蘇東坡看來已經如同一場春夢，他認為在貶謫生活中有以前做官時無法享受的樂趣。
這種快樂在組詩《謫居三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是旦起理髮，二是午窗坐睡，三是夜臥濯足。
他慶幸自己不用再早起上朝，風塵僕僕地來回奔波，可以一覺睡到大天亮。中午飯後，他就盤坐蒲團，靠著竹几，輕車熟路地進入夢鄉，直至物我兩空的境界。
儋州雖然物資短缺，但有的是柴火和乾淨的泉水，可以舒舒服服的泡腳。他拿大都市的人開玩笑，說城裡柴貴水貴，同情他們享受不到自在濯足的樂趣。
蘇東坡也許真是窮開心，又或者是樂於自嘲，但總是讓人喜愛得不得了。
許多人在牙齒鬆動掉落時，會為年華逝去憂嘆不已，蘇東坡卻沒有一點難過，因為他終於可以“齒疏含清風”了。
錢穆先生認為，蘇東坡在文學上的最高成就，都是在他不得意時達到的，是他人生哲學的高度體現，而順境中寫就的詩篇未免有些落入俗套。例如被貶在黃州時的兩篇《赤壁賦》，直至今日仍受人推崇。
現在他在海南忍受著身體上的折磨，但詩情並沒有絲毫消減。公認的蘇東坡最好的五言詩《儋耳山》在此期間寫就，他計劃的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詩，也終於完成了最後的十五首。
他慶幸自己再不用去管凡塵俗世，於是潛心著書，修訂了從前作的《東坡易傳》和《論語說》，又為《尚書》做了十三卷註釋，《志林》也有五卷。這些資料都保存流傳到今日，很有研究價值，只是在他詩詞散文那太過耀眼的光芒下，聲名不顯。
在為陶詩作和詩的過程中，他愈發覺得自己與陶淵明心性接近，甚至認為陶淵明是自己的前世身。這樣的話如果由一個小詩人說出，必然貽笑大方，但出自蘇東坡之口就令人確有幾分信服。
不過，蘇東坡也有陶淵明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讀陶詩時，我們所見的陶淵明是一個內心恬淡，面色悠然平靜的隱士，蘇東坡則不同，他是時常開懷大笑的。
作為當時的文壇領袖，蘇東坡流放到海南，對當地的文化和教育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這裡講學三年，身邊有不少潛心好學的青年跟隨，其中的姜唐佐和符確兩人在他北歸之後相繼中榜，成為了海南歷史上的第一位舉人和第一位進士。
同時他還致力於當地一些惡劣風俗的改變，熱衷於教導黎族人辨識藥草，使用醫藥。《瓊臺紀事錄》記載“蘇文公之謫儋爾，講學釋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直到今天，儋州仍有為紀念他而修建的東坡書院，為歷代以來儋州的最高學府。
在蘇東坡最後的幾年裡，一直是孝順的三子蘇過陪伴在身旁，另外兩個兒子已經成家立業，無需他操心了。在他的悉心教導下，雖然生活極為艱苦，但聰穎好學的蘇過已經頗有文才，後來也成了極有影響力的文人。
完成了這些事後，他已經了無牽掛。在對人生的體驗上，他到達過權力的高峰，也在泥濘的田地裡流過汗水，升沉榮辱，世事變遷，他是見慣了的。
當初章惇蔡京之流將他流放海南，本意是要讓他死在這裡，結果他不僅沒死，反而將這裡當做第二故鄉，準備終老於此。
可命運卻不容許他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如此。
1100年，二十四歲的宋哲宗死去，朝政暫由皇太后主持，決定召回之前被迫害和流放的元祐大臣們，蘇東坡也名列其中，新的漂泊即將開始，而他已經是六十三歲的老人，不剩下多少體力了。
在獲赦後即將離去的那段時間裡，他的內心百味雜陳，其中種種，無法一一細數，交織著一生的唏噓感嘆，劫後餘生的片刻喜悅，對儋州黎民的不捨和前途茫茫的無奈……
登船渡海的那天晚上，他寫了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概括他此刻的心境，其中最後一句，讀起來真是令人心生敬佩，又忍不住為他垂淚：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余光中說，蘇東坡是一個“中國人一提到就會引起親切敬佩微笑的人”。
他最令人欽佩之處，並不在於詩文畫作方面的成就，而是他那時刻充滿喜悅的心靈，總能給予痛苦中的人們以鼓勵和安慰，正如林語堂《蘇東坡傳》結尾說的那樣：
蘇東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精神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