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如今的我們談及陰陽五行，多多少少都能夠說出來一二，這是因為陰陽五行的概念已經深深的刻入了中華文化的基因之中了。
所謂陰陽，側重於對不同事物的不同屬性或同一事物的正反兩方面進行論述；
所謂五行，則對不同事物的屬性進行甑別，並對相同屬性的事物進行了歸類；
陰陽與五行所涉及的對象，既可以是具體的客觀事物，又可以是抽象的觀念。起初陰陽、五行的觀念並不交互，隨著五行學說的廣泛發展，涵蓋的領域越來越多，陰陽五行便逐漸合流，漸漸的發展到如今的模樣，並且深深的影響著幾千年的中華文化。
提及“五行”，在此，我們繞不開的人是鄒衍。
鄒衍，鄒子，陰陽家，五行學說創始人。戰國末期齊國人，其生卒年份不詳，大約是生於公元前324年， 死於公元前250年，活了70餘歲。著有《鄒子》一書，但現如今已失傳，如今所描述皆為軼文。
早在春秋戰國，在我國的哲學歷史上，並沒有一個系統的五行學說，所謂“五行”的來源，至今依然猜測不止。但是鄒衍通過總結以及自己的進一步發散思考，系統的提出了“五行學說”進而演變為“五德終始說”，並且在地理格局上也做了進一步的突破，有了“大九州學說”。
這些話語在那個時代甚至於後世都認為其過於驚駭世俗，特別是在“大九州”學說提出之後，在當時“王公大臣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甚至於到漢代仍有不少人視此為“大道之徑”（《鹽鐵論·論鄒》），如王充在《論衡·談天》提及“此言詭異，聞者實駭”的同時也仍“不能實其然否”，故而有“鄒衍談天”的產生。
那麼何為“五德始終說”，鄒衍以陰陽五行應運王朝興衰，將其系統的賦予了天命，《史記·封禪書》載“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這一學說的提出被諸侯所接受，一方面是先前早已深入人心的五行觀念，更重要的是符合諸侯的野心。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不能忘記一個歷史時間，鄒衍所處的時代已經是戰國末期，所謂的周天子在這裡已經遠沒有“春秋”時的意義大了，許多強盛的諸侯心中的野心已經不僅於王，更勝於稱帝，取天子而代之。例如齊、秦的東西二帝。此時鄒衍的“五德始終說”給了各路強盛諸侯理論上的依據，五行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剋。”將五行賦予王朝，例如周為火德，而秦滅周，一統華夏，始皇便以五德始終說為緣由，故而秦為水德，也因此，秦尚黑。
鄒衍所提及的“五德始終說”也因此影響兩千多年來每一個一統的中央王朝，王朝更替的正統延續也就是性質上的五行相替。在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的每一發展階段都存在著陰陽兩種勢力的矛盾和鬥爭。兩者交爭，“勝者用事”，歷史屬於鬥爭中的勝利者。
鄒子的“五德始終”便是立，立了一個王朝更替的“天命”標杆。
那麼何為“大九州學說”，鄒子基於《禹貢》，《周禮·職方》，《山海經》等有關九州學說的論著，進一步的擴展，提出該學說。
該學說的提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破”；
“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鄒衍認為，這“中國”僅僅是整個天下的一部分，在中國之外更有其他的土地。這是戰國時代古人對世界地理的一次深刻探討與合理想象。這部分學說在驚世駭俗的同時卻也對當時所謂的“天下正統”產生了衝擊與影像。
我們先明確一個概念，周人是以“小邦周”取代了“大邑商”。所如何有個合理的正統延續性便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了“依天室，定天保”的說法，即繼承夏山鎮嵩山為周山鎮以延續夏朝的王權統緒、以此獲得代殷的合理性。
所以“天下”“中國”概念的創造是極為重要的，此時期的“天下，中國”依然指的是“中邦，九州”，從繼承性上講，依然是強調王朝的正統性，因此，這種“天下”觀本質上乃是周人建構的夏商周“王族文化圈意識”在政治地理空間秩序方面的體現，其本身即內含著對周王權合法性的認同。
再者，我們通常所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所謂“四海之內”，也依然是一種正統性的強調，古人劃分“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以區別“中國”之名，四海之外便不再提及，四海之內依舊是“神州”的土地正統。
但是鄒衍所提出的“大九州學說”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介紹了“四海”之外，打破了自夏商周延續下來的正統性說法，這不僅僅在地理上有個大發現，更重要的是有個信服的理論依據打破這種更替的正統性，讓各個諸侯國都有可以“師出有名”。
故而鄒衍所提及的兩套學說所產生的影響要滲透到各個領域，更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評價“鄒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鄒衍所談看似神乎其神，但實際上很符合陰陽家的核心觀念，並且究其本質而言，很符合統治者的“正統”延續。
資料來源：《史記》、《鄒衍“大九州”神話宇宙觀生成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