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鋒 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研究員
前言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人員、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成為常態，並不斷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鍊形態迭代演進。互聯網、數字化技術迅猛發展，與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全球供應鏈處在一個深刻變革的關鍵時期。把握好全球供應鏈構建、重塑、創新帶來的歷史性機遇，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合作，跨越全球供應鏈轉型升級鴻溝，進一步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是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
一、全球供應鏈的新趨勢新特點
當前全球供應鏈構建、重塑與創新的最突出特徵是數字化，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區塊鏈、雲計算技術與供應鏈的深度融合，促進了供應鏈面向客戶需求的柔性化，推動供應鏈智能化從前端向後端延伸，組織形式從鏈式結構向平臺化、網格化演進。數字智能技術在促進供應鏈全球化的同時，也為區域化的並行發展提供了支持。全球供應鏈釋放出的外部性，與越來越多的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綠色供應鏈業已成為各方共識和行動。
1. 數字化。世貿組織研究報告指出，傳統的供應鏈管理是一種從供應商、生產商、分銷商到消費者的線性模型，數字技術正在將其轉變為全息流動（綜合信息多方向流動）的模型。一大批跨國公司投入巨資開發數字化供應鏈（Digital Supply Chain），將數字技術應用於全球供應鏈。供應鏈的數字化貫穿於研發、設計、採購、生產、物流、營銷全流程。據阿里雲研究中心報告，未來3-5年內，零售業數字化程度有望達到70%~80%。隨著工業互聯網、工業軟件、智能機器人等技術和設備的投入使用，數字化正在向工業製造端延伸，將極大改善供應鏈效率。根據一些企業案例，車間數字化可提升生產效率20%~40%。傳統供應鏈開發一個系列產品需要8~12個月，數字化手段則將研發週期縮短至1個星期。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到2030年，去中介化、分散化、非物質化的數字化推動力，將創造10%~45%的行業總收入。
2. 智能化。從數字化供應鏈發展到智能化供應鏈，乃至智慧供應鏈，是生產組織結構和方式的大變革。2019年高德納（Gartner）提出八大戰略性供應鏈技術趨勢，認為人工智能和算法成為智慧供應鏈的大腦，高級分析為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奠定基礎，將對傳統供應鏈產生顛覆性影響。根據德勤（Deloitte）最新調查，中國製造業正處於人工智能大規模落地應用爆發的前夕，93%的受訪企業認為，人工智能將成為全球製造業增長和創新的關鍵技術。Gartner預測，到2020年，全球物聯網設備將達到260億個，數據通信體64億個，128.6億個物聯網傳感器和設備在消費者群體中使用；到2022年底，85％的大型和超大型組織將部署某種形式的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全球60%的職業至少有30%的工作可以被完全自動化。根據麥肯錫的數據，世界500強企業中，超過70%都在使用RPA。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促進了供應鏈管理優化，從研發、採購、生產到物流、營銷，整個業務流程“有眼看得清、有腦更智慧、有手更柔性”，實現了可視化、可感知、可調節。未來供應鏈面對日益複雜和不確定環境，將更具自主性和預見力。如德國電商Otto開發了一個智能系統，能夠分析30億次交易和200個變量，對未來30天內銷量進行預測，準確度可達90%等。
3. 柔性化。傳統供應鏈管理注重“先生產後銷售”式的供給端要素配置，其流程優化設計，往往根據成本最優原則，批量生產批量營銷。柔性化供應鏈管理則是需求拉動型，從“成本中心”轉化為“機會中心”，以更好滿足消費者需要為出發點，精準把握消費者行為偏好。根據消費者的需求意願和偏好精準營銷，將碎片化的訂單信息集中處理，進行“柔性化生產”，儘可能在短時間內將定製產品或服務送到消費者手中。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數字化工具、大數據分析系統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信息交流、商務來往、快捷支付，縮短了供應商、渠道商到消費者的距離，使得個性化定製、分散化採購、小批量生產成為一種新的趨勢。在快銷品、時尚用品領域，“小訂單、多品種、快週轉”特徵更為突出。海恩斯莫里斯（H&M）、颯拉（Zara）、優衣庫（Uniqlo）等休閒服飾品牌的網絡訂單，從消費者點擊購買到工廠發貨，週期是7-10天，對客戶的快速響應速度是傳統服裝供應鏈的10倍，合作的外包工廠也必須適應這種訂單快速安排快速生產的節奏。中國鞋類供應鏈柔性化趨勢也在加速發展，依託大數據平臺收集分析鞋類樣本，利用3D技術開發鞋類樣品，通過互聯網營銷，滿足了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時尚化的需求。
4. 平臺化。過去十多年來，基於現代信息、互聯網、大數據等在全球供應鏈領域的廣泛應用，供應鏈組織形式從鏈式主導，部分轉向平臺型主導，湧現出一批面向供應鏈客戶端的平臺型企業，如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eBay等。目前數據智能化、供應鏈一體化、工業軟件、智能工廠等技術逐步成熟，供應鏈製造端正經歷平臺化的深刻變革，將催生一批基於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的“超級車間”“超級工廠”“超級貨倉”。未來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將對平臺型企業形成新的發展助力，基於安全、信任、可追溯和可控等優勢，通過創建安全透明的分類賬本系統，整合生產商、零售商、物流服務商和監管機構等相關利益方，納入同一平臺管理，整個供應鏈流程變得可信透明。例如，航運巨頭馬士基與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共同開發的TradeLens運輸平臺，是一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數字運輸解決方案，迄今全球近百家合作伙伴加入該平臺，提供全球海運集裝箱貨物接近一半的數據，航運文書處理量減少了10倍，運輸時間平均下降了40%。全球供應鏈的平臺化，從跨領域、跨區域、跨邊境層面，促進了信息、人員、資源、資本等要素的融合和整合，以平臺型企業為核心，輻射大量的上下游企業，促進了產業的規模化、集群化、專業化，創新了全球供應鏈生態。
5. 綠色化。全球供應鏈本身是跨境、跨領域的生態體系，具有極大的外部溢出效應，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早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考慮供應鏈對環境的影響，之後綠色採購、綠色供應鏈、綠色設計等概念雨後春筍般相繼提出。綠色供應鏈管理著眼於可持續發展，綜合考慮供應鏈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如避免資源消耗浪費、生產資料可降解可循環、工作人員環境安全舒適、產品有機健康、產品回收處理等。如今從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生產到綠色物流、綠色包裝、綠色銷售、綠色回收與處置，綠色理念與綠色管理已遍及供應鏈整個運營流程。實踐中各國企業普遍執行全球供應鏈的國際綠色要求和標準，要求其供應商參加ISO14000系列標準認證，履行社會責任。例如，美國通用電氣（GE）從2004年開始在中國推行綠色供應鏈項目，十多年來參與的供應商達4500多家，解決約16500項環保問題等。
6. 區域化。全球供應鏈作為國際產業分工的組織形態，隨著國際分工不斷深化而進一步演變發展。一方面，人員全球流動、資源全球分佈、知識全球化、市場全球化等特徵，決定了包括研發設計、採購、生產加工、營銷等在內的供應鏈環節全球化，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分工的基本格局與發展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比如許多鞋服、手袋時尚產業，其材料採購來自日本、韓國，設計出自世界各地設計師的共同參與，生產則遍佈在東南亞、南美等發展中國家，分銷中心則佈局在歐美、中日等主要目標市場。另一方面，隨著全球供應鏈重塑動力增強，區域化屬性日漸突出。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2013—2017年間，區域間貿易在全球貨物貿易總額的佔比增加了2.7個百分點。全球供應鏈的中高端環節逐漸向美歐等發達國家集聚，低端環節則流向勞動力更密集、資源更富集、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其中，加工組裝環節從中國流向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產業轉移具有代表性。這其中既有科技創新、環保壓力、用工成本等因素，也與美國等採取關稅措施鼓勵製造業迴流，跨國公司重構全球供應鏈有密切關係。當前美國拋開世貿組織規則，與有關國家和地區單獨簽署協議，加上英國正式與歐盟脫鉤等因素，儘管供應鏈全球化的長期基本走勢不變，但供應鏈重構的區域化走勢值得關注。
二、我國在參與全球供應鏈治理中推進高水平開放的主要方向
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培育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新優勢，促進對外經濟協調均衡發展，推動形成區域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健全開放型經濟體制，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目標新任務。把握全球供應鏈的發展趨勢，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合作，在全球新型供應鏈的構建、重塑、創新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不僅是實踐證明的成功經驗，也是新時期賦能高水平開放的必然選擇。
（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高水平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是沿線國家著眼於共贏發展的戰略層面，構建具有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現代新型供應鏈體系的共舉，體現了參與各方的一致意願，惠及沿線國家和地區，將激發巨大的輻射和普惠效應。落實“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帶一路”建設應有之義。五通推進要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精準發力。在宏觀層面，沿線國家政府政策、合作機制等公共產品服務至關重要，是構建“一帶一路”價值鏈的主導者、推動者；在中觀層面，根據各方優勢與需求，構建要素資源暢通、市場需求互補的產業鏈條體系；在微觀層面，按照市場原則、國際規則與合作協定，倡導國際國內有實力、有運營能力的企業參與，形成具有技術引領、產業支撐、流程協同、配套完善的新型供應鏈體系。
“一帶一路”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的構建、塑造與創新，是全新的、高水平的開放合作：起點高、幅員廣闊、要素多元流動，既有市場內在的需求驅動，也有政府的主動而為。要積極應用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型技術，推動在沿線國家構建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供應鏈體系；注重“一帶一路”建設的可持續發展，顧及公眾利益，放大外部正向效應，打造綠色供應鏈體系；利用國際供應鏈重塑、傳統產業轉移時機，開展沿線國家的國際產能合作，引導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向沿線國家轉移落地，推動沿線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利用沿線國家樞紐城市或港口優勢，培育若干具有全球或區域影響力的供應鏈合作平臺，形成一批具有研發、採購、生產加工、物流配送、營銷等流程的供應鏈功能集聚區。
（二）培育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新優勢
衡量一個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能力的指標，可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在宏觀層面，經合組織（OECD）和世貿組織（WTO）提出了包括全球價值鏈（GVC）參與度指數、GVC生產環節指數和GVC最終需求距離指數，以全面衡量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廣度及其在價值鏈中所處的地位。至於在企業層面，不少研究則認為，可以從採購、研發、設計、渠道、品牌、信息化和互聯網運用等方面，衡量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運營能力。發達國家在研發、技術、製造、渠道等全球價值鏈細分領域，長期佔據制高點，主要歸因於其眾多跨國公司構建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和強大的運營能力。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參與方，無論是傳統的輕紡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機械電子和裝備產業，都是全球最大的供給方，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場。電子、機械和設備佔全球出口份額達17%~28%；傢俱達26%，紡織和服裝達40%。但大量的中間品仍需依賴進口，尤其是新材料、關鍵零部件、核心工藝和技術。以集成電路和光學設備領域為例，進口額高達國內產值的5倍。中國企業自有品牌在境外具有渠道運營能力，但能夠提供一攬子服務解決方案的鳳毛麟角。大量案例表明，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一是要有鼓勵競爭、激勵創新的市場機制和環境，二是要有來自企業內在的創新動力。如今，富有現代供應鏈理念和思維、提前佈局和應用新型供應鏈技術的企業，最有機會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鏈主”，形成具有全球價值鏈主導能力的生態圈。當下正是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廣泛應用的技術窗口期，也是大力鼓勵技術創新和管理模式創新，跨越供應鏈升級鴻溝，形成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新優勢的歷史窗口期。
（三）促進對外經濟均衡發展
促進國內國際市場良性互動，內外貿深度融合，進口出口相對平衡，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協調發展，生產與貿易形成聯動，“引進來”與“走出去”雙向流動，是新時期發展階段轉換、產業結構優化、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體制機制模式創新、高水平開放的重要著力點。基於國際深度分工下的全球供應鏈，在促進要素流動、市場融通、貿易暢通、業態兼容、環節協同、流程聯動等方面，不僅有著失衡調節的天然機制，而且也是供應鏈優化管理和模式創新的功能所在。針對進口環節多、進口壁壘多、進口主體散小的狀態，應以改善進口供應鏈管理為著力點，鼓勵國內外有實力的企業構建組織化程度高、運營能力強的進口供應鏈體系，推動進口便利化，激發國內進口需求的潛力，擴大進口。鼓勵有實力的外向型企業眼睛向內，利用其研發設計、批量生產、質量管控的優勢，打通國內市場渠道，為國內消費升級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與服務供給；鼓勵內向型企業“走出去”，把在國內市場所形成的技術、服務、品牌和渠道優勢向境外延伸，實現由國內供應鏈向全球供應鏈轉變。積極引入發達國家成熟的渠道商，通過學習效應，提升國內採購、物流和分銷體系的組織化和現代化水平。主動把握全球供應鏈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柔性化、敏捷化發展的強勁勢頭，抓住數字貿易、服務外包、現代物流、互聯網營銷等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迅猛發展的機遇，發展帶動力強、輻射面廣的國際新型供應鏈服務和配套體系，帶動服務貿易跨越式發展。
（四）形成區域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中國人口眾多、幅員廣闊，地區間差距長期存在，促進東中西部區域開放型經濟協同發展，是新時期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東部沿海地區參與全球價值鏈、供應鏈起步早，已經形成一批外向型的產業加工集群。新時期東部沿海地區全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從全球價值鏈參與者轉變為構建者、引領者，轉換產業成長動力，跨越轉型升級鴻溝，發展的基礎條件相對成熟。實施京津冀協調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戰略、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建設富有活力的世界級產業群、城市群，既要對標國際發達的產業群、大灣區和城市群，更要對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鼓勵頂級跨國公司設立負責供應鏈運營管理的“頭腦”中心，成為國際貿易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新動力，在全球現代供應鏈構建、重塑、創新進程中走在前列。中西部區域參與全球價值鏈、供應鏈起步晚，參與度低，原本已有的供應鏈體系，也因要素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流失而削弱、斷裂甚至消失。根據國際國內經驗，提升中西部內陸開放，形成開放型經濟新的增長極，一要培育有核心競爭優勢、有穩定市場需求的龍頭企業，帶動上下游企業形成產業集聚區。二要圍繞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暢通聯結陸海內外的信息流、物流、人流和資金流，改變信息孤島、資源孤島、產業孤島的狀態，培育面向國內外市場的產業供應鏈體系，形成產業生態圈，放大輻射效應。三要抓住當前國際供應鏈重塑、產業轉移的機遇，主動承接輕紡、電子等產業的生產加工環節，形成一批外向型的產業集群。四要構築穩定的訂單需求。採取需求管理措施，在軍民融合採購、政府採購等領域加強對中西部的支持，發展進口替代，引導供應鏈分散佈局。沿邊重點口岸城市、邊境城市是“一帶一路”建設、內外聯通的重要節點，可以依託沿邊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自貿試驗區，建設若干具有產業特色，集採購、加工、物流、配送等功能於一體的供應鏈服務與配套支點。
（五）健全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高水平開放是一種體制、規則和管理模式的開放，構建並健全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其中要義。全球供應鏈本質是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而且是跨境多方向多渠道多頻次的流動，新興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加快了這一趨勢。全球性的供應鏈一般都有成百上千家企業參與，分散在世界各地，其運營流程必須要求有一致性的商業規則和營商環境，如果營商環境差異大，全球供應鏈的佈局和正常運營就難以進行。全球供應鏈運營的通行規則、標準和模式體現了市場化、專業化、全球化的特徵，跨國公司在許多領域都是其中的首倡者、推動者和主導者。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減少服務貿易壁壘，保護知識產權，不搞強制性技術轉讓，打造符合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符合跨國公司將價值鏈、供應鏈拓展到中國的需求，也是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的努力方向。順應全球供應鏈發展趨勢，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也與構建符合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開放型新體制有著內在邏輯一致性。中國主動商籤FTA協議，履行更高標準的開放承諾，可以對國內體制機制形成創新倒逼；設立自貿試驗區，建設自由貿易港，實施負面清單制度，則是對標國際高標準規則的主動開放措施。推進制度、規則、標準和管理開放，需要進一步參與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國際合作和治理，提出中國議題，實現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共建共營共享。
三、當前我國需要跨越的供應鏈鴻溝
近年來，我國參與全球供應鏈，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努力已取得明顯成效，但與全球新型供應鏈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需要跨越不少鴻溝。
1. 向智走，需要跨越數字鴻溝
以智能化、智慧化為特徵的新型供應鏈正迭代傳統供應鏈，供應鏈的核心競爭能力將取決於數字化應用。我國供應鏈數字化起步早，在數字應用領域已擁有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的企業，華為、美的、海爾、聯想等企業是實現供應鏈數字化管理成功轉型的代表。但總體來說，我國企業數字化供應鏈構建與創新仍滯後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真正實現全流程數字化管理的企業仍為數極少，有些機構及企業甚至沒有ERP系統，大量的數據處理依賴Excel完成。數字領域的基礎設施支撐不夠，操作系統、工業軟件等關鍵技術軟肋，成熟解決方案匱乏，加之投入成本較高，導致許多傳統企業不能也不敢數字化。
2. 向上走，需要跨越技術鴻溝
目前，我國製造業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條，製造和貿易規模居全球首位，個別行業和產品已經處於高端位置。根據中國工程院的分析，我國處於世界領先的產業有通信設備、家電等5類，處於先進水平的產業有航天裝備等6類。但國際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分工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化，美國是全球科技創新的中心，日歐是高端製造的代表，我國仍處在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的進程中，突出體現在缺乏大量有技術核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缺乏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能力。我國技術集成創新能力突出，但原始創新及其應用能力有待提高，高檔數控機床、機器人等10類產業與世界水平有較大差距，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等5類產業差距更大，半導體材料和設備、核心電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礎軟件、數據庫管理系統等對外依賴度極高，如機器人制造所需的伺服馬達、減速齒輪、控制系統等核心技術組件嚴重依賴進口。
3. 向外走，需要跨越服務鴻溝
我國企業“走出去”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和影響力，但對外經濟和貿易綜合服務型企業的運營能力和服務水平相對較弱，大多從事價值鏈中低端的服務環節，在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上下游企業協同、配套服務支撐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許多企業代工生產能力強，但把握不好目標市場或東道國的習俗文化、商業慣例及時尚趨勢，在設計、營銷、渠道等環節不能精準對接消費者需求，自有品牌成功拓展歐美髮達經濟體渠道的數量比例仍然較低。企業運營管理及服務跟不上信息、資金、物流、人員等跨境流動配置需求，上下游企業之間缺乏有效協同，導致缺乏供應鏈應變彈性。我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的20%~50%，受服務品質和服務能力制約，信息、諮詢、法律、財務、金融等一些細分領域缺乏競爭優勢，難以為“走出去”提供配套支持。
4. 向內走，需要跨越營商鴻溝
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區域，參與全球供應鏈廣度和深度相對較低，與營商環境有著密切關係。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營商環境已經取得很大改善，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從2017年的78位躍升至2019年的31位，連續兩年入列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但營商環境的改善存在區域不平衡現象。相比東部地區，中西部基礎設施落後，區位偏僻，物流、通信、土地等成本高，存在諸多客觀性制約因素。市場準入、人才環境、中小企業融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透明度、契約精神等軟環境上的差距則更大。中西部參與全球供應鏈，承接產業轉移，面對東南亞等地區的激烈競爭和國外貿易壁壘，不僅靠用工、資源等價值窪地，更需要在改善營商軟環境上下功夫。
5. 向惠走，需要跨越治理鴻溝
增進各國各地區社會福祉，惠及更多的企業、消費者和社會群體，是國際社會改善全球供應鏈治理的共同挑戰。一方面，全球供應鏈基於其市場特質，可能帶來壟斷、環境汙染、貧富差距等外部性問題。一些互聯網平臺型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缺乏對產品品質、知識產權保護的把關門檻，損害了相關企業利益和消費者權益。全球供應鏈講求合規性運營，對鏈條企業而言，必須通過環境、質量、標準等認證，以減少負的外部效應。另一方面，政府不恰當干預會造成供應鏈扭曲。一些國家政府單方面採取加徵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導致貿易爭端，衝擊了全球供應鏈的正常運轉。因此，需要加強相互間的協商，化解分歧。此外，公共衛生、自然災害、氣候變化等人類社會面對的共同挑戰，也需要各國政府加強供應鏈治理的國際合作。
四、提升我國參與全球供應鏈治理的水平
數字化構成了全球供應鏈構建、重塑與創新的核心特徵，產業轉移反映了全球供應鏈重塑的方向，跨國公司承載著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競爭能力。我國要積極順應全球供應鏈數字化發展新趨勢，因勢利導構建數字供應鏈體系，跨越數字鴻溝；推動技術創新、運營模式創新和業態創新，培育在全球產業鏈有控制能力、運營能力、配置能力的核心企業；迎接全球供應鏈重塑帶來的挑戰，有舍有取，有序引導產業轉移；加強新型供應鏈的戰略支撐與保障；積極參與全球供應鏈治理，實現共建共營共享。
（一）順應全球供應鏈數字化發展新趨勢，因勢利導構建數字供應鏈體系，提高參與全球供應鏈的廣度和深度
當前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將數字化提升到重要的戰略層面。如2020年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數字化轉型規劃，包括《歐洲數據戰略》《人工智能白皮書》等文件。設計與開發、供應商選擇、物料採購、生產控制、物流配送、分銷渠道等供應鏈領域，具有數字化發展的巨大空間。要促進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與5G技術與全球供應鏈的深度融合，大力推進智能機器、人機協同、雲辦公、數字簽名、移動支付、身份認證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塑造可視化、可跟蹤、可預見、反應敏捷的數字化功能，實現傳統供應鏈運營從串聯到並鏈，從鏈式到網式的轉型。推動數字化構建從供應鏈銷售端向供給端延伸，貫穿到全流程各環節，包括數字化規劃、數字化精準營銷、數字化設計、數字化採購、數字化生產、數字化物流、數字化運營及質量管理等，促進數字貿易、數字外包、數字服務等數字業態的發展。構建數字供應鏈資金投入大，建設週期長，整合難度大，技術門檻高，既需要企業有數字規劃、投資實力和管理能力，也需要政府提供數字供應鏈構建的公共服務，實施促進供應鏈數字化發展的綜合政策，提升數字技術基礎研發水平和大規模應用能力。
（二）把握全球供應鏈構建和創新帶來的新機遇，推動技術創新、運營模式創新和業態創新，提升全球供應鏈管理能力
企業有差異，產業有朝夕，供應鏈有興衰，創新是保持生生不息的動力。發揮供應鏈創新在資源配置、要素流動、效率提升的作用，著力改善籌劃、佈局、整合、優化、評估、保障等運營功能，實現產業鏈的協同、價值鏈的主導和供應鏈的順暢。企業是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構建者、重塑者和創新者。抓住全球技術變革新趨勢，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政府為引導，開發、挖掘、突破全球產業鏈中的“獨門工藝”“卡脖子技術”和關鍵中間品，跨越技術門檻。抓住全球經濟信息化新趨勢，鼓勵精益管理、快捷反應、綜合服務、解決方案等運營模式向數字化、智能化、平臺化、網絡化轉型，通過線上線下結合，前端後端融合，推動一批企業成為供應鏈數字化、智能化、柔性化、平臺化運營的標杆，從1.0向2.0乃至3.0升級。遵循全球產業分工新特徵，推動生產與貿易、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進口與出口、貿易與投資、國內環節與國際環節、實體流程與數字流程的融合與聯動，實現由鏈條參與者向鏈條運營者轉變，由業務承接方向業務組織方轉變，形成一批在全球產業鏈有控制能力，全球供應鏈有運營能力、全球價值鏈有配置能力的核心企業。
（三）迎接全球供應鏈重塑帶來的挑戰，趨利避害，有舍有取，有序引導產業轉移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採取措施吸引製造業迴流，這種迴流具有結構性、階段性特徵，外流趨勢沒有減慢，實際效果並不明顯。基於成本、安全及技術變革的全球供應鏈重塑，是各國面對的共同機遇和挑戰，關鍵在於搶佔先機，主動而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全球供應鏈的重新構建與分散佈局，我國邁向中高端環節面臨的競爭壓力更為顯著，同時，供應鏈外遷的風險正在增大。要依託我國堅實的產業體系和巨大市場優勢，鼓勵國際先進的供應鏈環節和業務流程在中國生根落地，形成數字化、智能化產業集群；積極參與高標準規則和議題的FTA談判，商籤雙邊協議，打造互補性強、流動性大、融合度深的區域一體化生態圈。繼續鼓勵國內優勢產業、企業、項目、服務“走出去”，結合東道國需求，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帶動產業鏈、供應鏈向境外延伸。部分輕紡傳統產業加工生產雖向東南亞地區轉移，但總體上可承載的產能規模有限，我國生產加工及配套的容量依然巨大。要發揮產業鏈、供應鏈的牽引與結網效應，鼓勵研發設計、關鍵材料、生產設備、營銷服務等上下游環節深耕本土，擴大中間品貿易，實現由中間品進口國向中間品出口國轉變。改善商務政務服務環境，有序引導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內陸轉移，培育既面向國際國內市場，又面向機構採購的分佈式供應鏈體系，避免供應鏈大規模外遷。
（四）加強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支撐與保障
基於全球供應鏈的集聚力和輻射力，歐美國家將其提升到戰略層面，作為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資產。美國2012年發佈了《全球供應鏈安全戰略》，把促進商品的高效和安全運輸、培育有彈性的供應鏈作為戰略目標；英國2015年發佈了《加強英國製造業供應鏈政府和行動計劃》，重點支持供應鏈創新、上下游協作、供應鏈融資、彈性安全等；德國將構建智能化供應鏈作為工業4.0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發展現代供應鏈，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為參與全球供應鏈協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與政策支撐。此次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正常運行構成了巨大挑戰，也暴露出現有供應鏈體系缺乏應變彈性的癥結，需要繼續動態完善保障與支撐體制機制，突破技術瓶頸，夯實流程協同缺口，彌補運營管理短板。要著力構建應急供應鏈體系，按照分散佈局與上下游協同原則，分層分類設置戰略物資與供應商優化目錄，構築軍民融合供應鏈，提高供應鏈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災變的響應能力。做好全球供應鏈的人才儲備與使用，著力培養信息技術、應用程序、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運營管理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和應用型人才。
（五）參與全球供應鏈治理，實現共建共營共享
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產業與企業已通過全球供應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全球供應鏈帶來市場壟斷、環境汙染、收益差距等外部性問題，各國政府對全球供應鏈的干預帶來的市場扭曲，都需要各國政府與機構協作，共同推進全球供應鏈治理的改善。要利用國際合作平臺，加強供應鏈產業政策的諒解與協調，實施符合國際多邊規則的中性政策，營造國際公平競爭環境，促進全球供應鏈的共同參與，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共同分享。利用多邊貿易組織加強數字貿易等國際規則談判，逐步建立可互認的供應鏈標準規則體系，提高各國規則和標準的一致性，採取措施消除或減少供應鏈壁壘，解決貿易環節多、貿易時間長、貿易成本高等供應鏈環節存在的瓶頸問題，促進海關通關、檢驗檢疫、運輸物流、電子商務等便利化。為應對突發事件和重大災變，應倡導各國協同合作，共同構建全球應急供應鏈體系。督促參與全球供應鏈的各類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倡導綠色供應鏈，實行採購、生產、物流、銷售、消費、回收等全流程的綠色管理，推廣生態標識，避免包裝過度、廢棄傾銷、汙染外洩，實現供應鏈全生命週期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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