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故事廳
“烏臺”專指御史臺監獄，“烏臺詩案”是指蘇東坡因詩歌內容被御史彈劾，被逮捕審訊一事。
“烏臺詩案”發生在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3月。事情的導火索是他給朝廷的謝恩表說了幾句可以挑出毛病的話，“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隋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新進”一詞，是指突然升遷的無能之輩。根據蘇東坡心直口快的性格，他是有可能諷刺這些人的。
御史李定和舒直就是這樣的無能之輩。王安石變法，朝廷上形成了變革派和保守派，李定和舒直屬於變革派的人。現在蘇東坡直接諷刺他們，他們心裡痛恨。皇帝很喜歡蘇東坡，他們害怕蘇東坡有朝一日受到重用，他們會受到打擊，他們決定搞死蘇東坡。
御史臺的人從蘇東坡寫的詩中找毛病，說他對朝廷不滿，對皇帝不敬，對變法有怨言。御史彈劾他，蘇東坡被關進御史臺監獄。
起初，蘇東坡不承認御史的指控，後來他承認有批評新政批評朝廷之意。
經過40多天審訊，案件審理完畢，證據材料交給皇帝。
皇帝不想殺蘇東坡，讓親近的人認真查閱案卷，派人到監獄偷偷觀察蘇東坡。
同樣的一句詩歌有多種理解，與所站角度有關。
最後因證據不足，蘇東坡沒被判刑。蘇東坡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有39人受到本案牽連，受到處罰。
“烏臺詩案”發生的背景是黨爭，蘇東坡所做的詩是對朝廷新政坦誠的批評，他被別有用心的惡意中傷詆譭。
話史人
蘇軾（別稱蘇仙，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蘇老泉（蘇洵）次子。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欒城，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人。宋仁宗嘉佑時進士，宋神宗時曾任禮部員外郎。宋哲宗時任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蘇軾是宋代文學的代表者之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之一。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
要說清清楚“烏臺詩案”，必須將這一“文字獄”冤案起因、背景和過程講清楚，否則，沒有看過這段歷史的朋友還是搞不清楚，下面就多說幾句：
熙寧二年（1069年），49歲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實行變法。蘇東坡不是保守派，和王安石有詩文聯繫，相互唱和，兩人應該說關係不錯。蘇起先並不反對變法，只是對王所謂的改革派大刀闊斧的做法不滿意，繼而對改革派的政見主張產生了不同看法，再後來對“變法”實施過程中老百姓遭到很大地損失不滿意。按說這不是王安石的本意，是他手下執行偏差和改革陣痛造成的。這讓蘇東坡很不滿意，繼而對“變法”產生排斥。特別是蘇東坡的恩師（當年的主考官）歐陽修被“改革派”排擠，任安徽滁州太守。按說，歐陽修是老改革派，慶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誥。和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過“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成為革新派干將，提出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王安石新改革派應該接納才對，因為王安石用人不當，把本應該結為統一戰線的人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這裡對王安石用人不當、改革失敗不展開說，有機會專門談）。讓蘇東坡心灰意冷，對王安石等借變法改革之名，行排擠打擊之實非常不滿。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蘇東坡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蘇東坡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當地百姓愛戴。此前，蘇東坡擔任考官時，借用“獨斷專行”的典故出題，得罪了王安石等人。此時，王安石的變法正處於焦頭爛額中，認為蘇東坡是蓄意挑釁，默許（一說下令）手下暗中調查、羅織蘇的罪名。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特別是蘇軾曾寫了一首詩《戲子由》，其中有這樣一句“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這些話被新黨（變法改革派）抓住了辮子，時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職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音dǎn）經過四個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說蘇軾是“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7月28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此案主謀是改革派的李定。李定（1028—1087），北宋大臣。字資深，揚州（今屬江蘇）人。少受學於王安石。進士及第後，歷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初，贊助變法，任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等職。彈劾蘇軾《湖州謝上表》等詩文攻擊時政，怨謗君父，逮捕蘇軾赴御史臺問獄。宋哲宗時，司馬光執政，李定被貶，知青州，移江寧府， 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說實話，對蘇軾的指控，大部分有些牽強附會，比如《詠檜詩》就是一例。面對審訊、指控，蘇軾坦承在詩中批評了新政。1079年10月15日，御史臺申報“烏臺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宋神宗開始並沒有想殺蘇東坡的意思，李定等人決不罷休！說什麼不殺蘇東坡，變法就無法實現等。弄得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蘇軾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
蘇東坡在獄期間，他的兒子蘇邁經常來送飯，父子約定：當案子沒有轉圜餘地時，就送一條魚。過了幾天，蘇邁有事離京，委託朋友送飯，朋友不知道他們父子約定，送來了一條燻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絕望了，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聖主如天萬物春， 小臣遇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 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 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急得蘇轍也抓耳撓腮，四處打探，準備後事。等蘇邁回來，才知道是個大烏龍。
與此同時，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士大夫、大臣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變法派首領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就連宋神宗身患重病的老祖母、太皇太后曹皇后都驚動了：“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改革派）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要求宋神宗不要殺掉蘇東坡！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 蘇軾坐牢103天，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復為朝奉郎、登州（蓬萊）知州。後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等職。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軾為太師，諡為“文忠”。
【附 《戲子由》原詩：】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従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聊以自娛2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不簡單。烏臺詩案的具體過程和哪些文字造成的，很多回答都很說得清楚了，不再重複贅述。我倒很想回答或者探討一下“怎麼回事”這個問題。詩案其實是文案，文為心聲，所以，烏臺詩案也可以理解為“烏臺心案”。從這個案子，就像一個照妖鏡，照出了我們這個民族多少隱晦的不可言說的深層心理？
縱觀諸多“心案”，蘇軾能保全性命，貶謫遠地，算是十分幸運了。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有這樣一段文字：“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田，落而為萁。”被解讀為：“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汙穢不治，朝廷荒亂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漢宣帝見而惡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腰斬。北魏大臣崔浩因編纂國史直書統治者拓跋氏祖先屈辱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誅。
明朝洪武七年，高啟為蘇州知府建的新府衙作《上梁文》，文中有“龍蟠虎踞”四字，觸犯朱元璋忌諱被殺。清代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寫了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因書中用南明年號並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康熙帝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滿清功臣家做奴僕，受到牽連的有300多人。如此等等，不絕於史。
為什麼會這樣？幾個字能有多大殺傷力？讓統治者縷縷舉起屠刀，必欲將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千刀萬剮而後快？根據對立統一原理，越是強硬的東西背後必然藏著最脆弱的東西，越殺伐越害怕。封建統治者最脆弱最害怕的東西是什麼？是民心、是認同！為什麼？因為每次改朝換代、奪取政權，那些假託天道、號稱“為天下蒼生計”的伎倆鬼都不信，他們自己也不信，他們信的只有兩個：硬刀子“軍隊”，軟刀子“人心”。
人心又分四部分，最低最基礎的部分是廣大的“民心”，那好說，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有條活路基本就差不多了。往上一點是“士心”，即讀書人，這個複雜一點，先派“孔夫子”出山，再發行一種名叫“科舉”的彩票，也能抓住大部分人的心，否則這部分人就會去動搖底層百姓的心。再往上一層是“官心”，這個很重要。“官心”認同你了，就能“黃袍加身”，“官心”跑偏了，就會被迫“禪位”或直接“篡位”，危險得很，必須看緊了。
最高層是“帝心”。這個倒簡單了，就是想方設法死活不下臺。一個王朝到了末期，往往成為歷史發展的障礙，如果真為天下蒼生計，你這個朝代不行了，該退休退，換一個朝代又如何？幾乎沒有這樣的朝代，都是被迫無奈、垂死掙扎，實在不行了才被趕下臺。所以封建社會穩定的狀態就是民心、士心、官心都老老實實圍著帝心轉，絕對不能“出軌”，尤其是“心靈出軌”，否則必然觸犯皇帝最隱秘最脆弱的心靈，遭到瘋狂鎮壓，引來殺身之禍。
所謂“心案”“文字獄”，就是皇帝老兒認為你“心靈出軌”了，必須嚴懲。老百姓沒文化，不會寫什麼字，最多爆粗口罵兩句，影響不了幾個人。但“士”和“官”就不一樣了，他們不僅嘴上發牢騷，還會寫文章。文章這個東西，有三點不好，一是語義含混，怎麼理解都行，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二是傳播力強，尤其是寫得好的，像烈性傳染病一樣，會影響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讓人心浮動、天下不穩；三是能開啟民智。本來愚民迷迷糊糊挺聽話，你這一筆下去，把奴隸喚醒了，開始不安於現狀，想要這權益那權益，不是大逆不道是什麼？
所以和平時期“硬刀子”馬放南山了，皇帝老兒就以主要精力來對付最大的敵人：“搖動筆桿”動搖“民心”“士心”“官心”這“三心”的人。所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順我心”者昌、“逆我心”者亡。蘇軾身兼官吏和學士，寫的那些詩詞，發自肺腑，都是對宋神宗推行的變法新政有所牴觸，實話實說，明顯跟朝廷對著幹嘛！於是沈括告密在前，御史彈劾在後，朝廷新貴再推波助瀾，能不龍顏大怒、打入烏臺大牢嗎？
有了這樣一次次血的教訓，其實歷朝歷代的大部分官吏和讀書人，都漸漸學聰明瞭，大多寫得很隱晦，甚至完全轉向拍馬屁，只有少數“捨得一身剮”的人敢冒犯那個最大的“潛規則”。因此，亂世當局顧不上的時候還好點，一旦政局穩定，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景況：“直筆”風雨飄搖、遭忌取禍；“曲筆”勾頭縮腦、戰戰兢兢；“媚筆”挺胸抬頭、大行其道。東坡先生自“烏臺之難”後，也是文風大變，不再鋒芒畢露，而是屬意老莊、曲情山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