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本文標題，想必你的第一個疑問會是這張50元匯單是誰寄出的？當我告訴你是寄自一位參加過百色起義、後任副省級領導的老紅軍之手的時候，你或許會聯想到這一定是個聽了讓人熱淚盈眶的勵志故事吧！如果我再告訴你事實恰恰相反，其背後是個沉重的令人心酸的一段往事，那你的第一反應又會如何呢？
請看我的這篇《校園青春》系列文之___一個奇怪的問題
事情還得從四年前一次同學聚會說起。
因老田之邀，現生活在滬、蘇的幾位大學同班同學在上海徐匯梅隴小聚。
杯影觥籌交錯間，歡聲笑語未斷。特別是畢業後一直與班上失聯的老田與老李同學的首次亮相，讓這次小聚的歡樂氣氛陡增。正應著這句話：訴不盡的同學情，道不完的離別意。
席間，東道主老田突然問了個奇怪的問題：“你們還記得入學後不久班團支部改選的事嗎？原團支書為什麼沒有繼續當選？”一時間大家語塞，一臉茫然。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有位同學示意他打住。
當天回常後，我在與田的二人群裡就白天未談完的事向他索求答案。
老田在微信中如實相告。他說，這事得從1964年8月底進校不久的助學金評定談起……
不象大學生的“大學生”
我收藏有一張鄰班同學發在群裡照片(見上圖)。如果不說，也許你怎麼也猜不到那就是當年的“天之驕子”——大學生吧？可他們千真萬確是1966年8月31日參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後在北京天安門前留影的華工同學。右一穿得破褲爛褸的是現在衡陽的謝同學，右三那同學穿的縫著補丁的褲子，很是扎眼吧？別說你們，連當年下連當兵時連隊戰士都說：“你們不象是大學生！”
那是1964年，年輕的共和國剛從三年自然災害中走出，貧困、飢餓、物質匱乏仍如影隨形 。國家不富裕，老百姓手頭也拮据。一個普通工人二三十元錢養活全家的事，在社會上司空見慣。農村更是艱難，一個工分幾角幾分錢，到年底七扣八扣，所剩無幾。很多從農村來的同學路費都是七拼八湊借來的。
助學金是黨的關愛
可以這麼說，這些經“十二年寒窗苦”考上大學的學生中相當一部分，如果沒有國家的關懷和照顧，別說完成學業，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好在國家早就想到了：向家庭困難的同學發放助學金和生活補貼。
先自願書面申請，再按家庭全部收入，負擔多少口人，由系裡予以評定。助學金實際分三等。其中甲等每月13.5元。平均下來，每天4角5分錢。不發錢，只發3開紙那樣一個月一大張的餐劵。每天早中晚餐票都印在上面，吃一次，對應撕下一張，作為打飯菜的憑證。
早上一勺稀飯，一個二兩的饅頭；中午四兩米飯二個菜，一蔬，一葷。所謂葷菜，確切地說應該叫“帶葷的菜”。只有五一，國慶，元旦等節日才有紅燒肉等純葷菜吃，同學們戲稱“加餐”。
是凡男生，飯都不夠吃。怎辦？靠家裡寄全國糧票來，買成飯票，謂之“機動糧”。沒有條件寄糧票來的就只能“委屈”肚子了。
但有一條是“平等”的，即你家境好也罷，你吃助學金也罷，一天三頓伙食全系每人一樣，全校是同一標準。據我所知班上享受甲等助學金，即吃飯不用自掏腰包由國家負擔的同學不在少數。
對家裡更困難的同學，還可以申請生活補貼，也叫零花錢：甲等為每月2元，乙等為1.5元。有不少農村來的同學都享受雙甲等，即甲等助學金、甲等生活補貼……
同學們很是知足了！特別是來自農村和城市貧困家庭的學生，如此伙食對他們來說是“天堂”般的好日子！他們發自內心地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因為那個年代遠比他們不如的老百姓多的是，據說當時城市一個人生活費平均每月才8元錢啊！
老田與我在校門口(攝於1968年)
團支部改選之謎
老田是我們班上最大的“官”——年級團總支副書記，也是參加助學金評定的極少數“學生代表”之一。得佩服他的嘴緊，組織觀念特強。怪不得分到貴州遵義航天部搞導彈。在校時，嚴加保密不說，畢業五十年後才記起將這塵封五十年的故事“解密”。
經老田啟發，1964年進校時新建的班團支部在4個月後的年底突然“改選”了。原團支書沒繼續當選，不久就去了年級學生會。團支書由原宣傳委員當選。
原以為只是一次普通的改選，班上同學誰也沒多去理會。如果這次老田同學不講，繼續爛在肚子裡，此事的真相只能永遠石沉大海……
“1964年底前的一天，我(老田)和年級輔導員接系黨總支副書記兼分團委曾書記的通知，要我們把該班團支書撤掉。”老田在微信中告訴我：“原因是該同學的叔叔每月給他寄50元錢生活費。”被學校“發現”後，說該同學“不老實，騙取助學金，必須撤了團支書，並取消已經評定的甲等助學金。”
那時候，人們都忠誠老實，尤其對組織不敢有半點弄虛作假。“欺騙組織”這還了得？
據老田很久之後獲知：“那50元錢，不是該同學主動索取，而是他叔主動寄給他的。該同學家其實很困難。學校只看到表面現象，不問實情。真有點冤枉啊！”老田現在還有些忿忿不平：“取消了助學金怎麼生活啊？害得他叔叔一直負擔他大學六年的生活費。該同學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一度意志有些消沉。
莫名其妙被取消助學金，變相撤了團支書，還不告知原因。換誰誰能想得通？那時的學生也太老實，不象現在學生會為自已“維權”。遇到這種事情除了自認倒黴，還能做什麼？
“不過，”老田又補充說：“系裡還是給他留了點面子的，安排他去了年級學生會負責文體。”
“你不知情，班上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事情的經過。”老田最後對我如是說。
老革命的高風亮節
他叔是誰呢？是當時某自治區的副主席，即副省長。是位參加過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的老革命，屬黨的高級幹部。他給考上大學的侄兒寄50元錢，本是人之常情的小事一樁。但他萬萬沒想到50元在當時不是小數目，取匯款時需系辦公室在匯單上蓋章，校方遂以為……。
此事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也是對當時風正氣清的社會風尚和老革命高風亮節的一次最好的註腳。此話怎講？那時的老百姓，當然也包括系裡的那些幹部在內，他們不唯“上”，不唯“官”。你省級幹部一樣不給情面，侄兒“隱瞞實情欺騙組織”該撤照撤，該取消就取消！
而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嚴格要求自己，無特權或較少特權思想。副省長一沒叫秘書向學校“打招呼”，二沒自己出面找學校予以澄清，而是低調處理，一聲不響地從自己工資中抽出一部分，資助自己已被取消助學金的侄子直到大學畢業。而他自家子女老人一大堆，生活也不寬裕。換到現在，你試試看……
我與老田在溫州(攝於2017年)
幾點啟迪
1995年老田有一次回校才將真相告訴他本人，當時已時隔40多年了。在此之前，該同學也一直被矇在鼓裡，自己或許也猜測到一些原因，但終究也只是“猜測”而已。
聽了老田關於真相的“解密”，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我與該同學關係一直不錯，他當副省長的叔父結合進自治區領導班子後，有次順道來校看他時，我是班上唯一被他領去見這位“大領導”的同學。平時交談中他不嫉諱講他家裡的事。比如他父親與他叔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及叔父對他的影響和教誨等等。
當時演樣板戲成風，院裡也跟風。他負責畫布景，破例得以留校。結婚後家庭幸福美滿。2008年我去湖北應城談一個項目，回常前去了母校一趟，與留校的同學一起小聚時，看他兩口子還是挺好的，誰知竟成訣別。2012年，他不幸罹患不治過早離世，是年68歲。
我在猜測，老田去學校看他並言明真相後，他當時的心情會是怎樣？大概會一笑了之吧，但心裡一定在流淚，不，是在流血！領導的一個草率決定，無可挽回地傷害了他，差點影響他的一生。團支書當不當倒不是大事，但“對組織不忠誠老實”，在那個時代可是誰也承受不起的啊！即使到了現在，也是如此啊！
這使我想起，手中揑有一定權力的人，在你們給一件事作結論、抑或給一個人寫鑑定時，是否能口中留情、筆下留人？
我之所以向老田追問此事，也是有原因的。那次改選後，由原支委陰差陽錯地改任班團支書的那個人，正是本人。
我與文中的主角“他”(右一)(攝於1968年)
（圖由李一峰等提供）
作者簡介
錢勇，1946年生，江蘇常州武進人。1964年考入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機械製造一系。1970年被分配到貴州都勻四機部直屬4191廠（又名國營紅旗機械廠，113信箱）工作。先後參與我國第一臺15米衛星接收地面站天線和10米射電望遠鏡天線等的設計研製。1991年調回江蘇常州，從事建材機械的設計製造，曾經擔任過總工，廠長等，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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