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跋是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文體，體制靈活，且具有重要的文學、文獻學及史學價值。明代是繼宋、元之後題跋創作的又一高峰時期，也是文體批評極其活躍的歷史時段。關注明代的題跋文體觀念，將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史的梳理相對照來進行研究，有助於釐清題跋的文體特徵，還原題跋文體發展的客觀歷史面貌。同時，對於呈現題跋文體研究的有效方式，明代題跋文體研究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體制規範及體用範疇廣泛多樣
題跋是中國古代較晚形成的文體，在體制規範及體用範疇方面具有廣泛的包容性。這一方面取決於題跋評述對象的多樣化，即其載體涵蓋金石書畫、詩文篇集等多種形式；另一方面，也與題跋寫作者身份的多重性密切相關，即館閣大臣、隱逸文人或布衣作家，均可借題跋來談學問、論古今、述情志。而就這兩方面來講，在文體形態上常與題跋混為一談的序體文則無法完全與之對應。
對於題跋文體，目前學界已產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大體可分為三類。首先是以文體研究為核心的成果，包含題跋的文體源流、形態特徵、類別劃分、文體範疇、文體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等。其次是對題跋的文學史梳理，往往綜合題跋文的思想內容、藝術特徵、相關歷史背景等。再次是以研究題跋所闡述的學術性內容及文獻價值為核心的成果，包括書畫題跋的理論表達和美學訴求、小說及戲劇題跋的評點狀況及理論價值、書目題跋的文獻及歷史價值等。
從文學創作的發展歷程來看，宋、元、明是題跋創作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題跋的作品數量與藝術成就均蔚為大觀。而宋代題跋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尤其集中於文學史研究領域。對宋代以後的題跋研究，則主要分佈於小品文研究及元、明兩代文人的個案研究之中。從文學史角度梳理明代題跋的創作特色、文體形態特徵、文體功用的相關研究比較少見，對於明代題跋文體觀念的研究則更是少之又少。
元末明初易代文人，及明代復古派、唐宋派乃至中晚明性靈派文人，均有數量可觀的題跋作品。這些持不同文道觀念的文人在題跋創作過程中往往能夠任性發揮，而持不同散文文體觀念的文人也均能通過題跋的創作進行議論抒情，以表達自我的見解。同時，辨體風潮極盛的明代也是題跋文體選評、認知的重要時段。大量的明人總集將題跋與序視為兩體分開選輯，並對題跋文體進行了細緻的二級分類。因此，關注明代的題跋創作及其理論表達，是題跋研究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環節。
理論主張與創作實踐存在差異
明代既是辨體意識極強的時代，又是追求個性張揚的時代，因而這一時期的題跋文創作和題跋文體觀念相對於宋代就更為複雜，由此也可看出明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新特徵。明代題跋文體觀念研究，是明代文學思想與明代文體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交叉領域。
從題跋文體的創作業績來看，明代題跋創作之繁盛期主要集中於明初、嘉靖與萬曆三個歷史階段。宋濂、徐渭、王世貞、袁宏道等文人均創作了大量題跋作品。宋濂作為元末明初作家，具有在朝官員與民間文人的綜合身份，能夠集中代表此時的題跋文體觀念。徐渭與王世貞不僅是嘉靖時期不同文學派別的作家（王世貞為後七子復古派領袖，而徐渭則是受唐宋派影響較大的性靈派早期作家），而且其文人身份一為在朝官員、一為民間文人。他們二人在嘉靖文壇應當具備足夠的代表性。至於袁宏道，則是萬曆時期小品文最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研究他的題跋創作，對於認識該時期的文體觀念與文體特徵，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關注的是，在明代的題跋創作中，理論的表述及自覺的主張與作者的創作實踐及思想觀念往往存在一定差異。比如宋濂曾在文章中為自己規定了題跋撰寫的原則和寫法，即求教化之用與補歷史之缺，但其實際創作卻不僅有對現實的批判，還有對情感的真實抒發和個人情趣的表達。由此可知，題跋創作中所包含的思想觀念一般要比理論表述豐富複雜得多，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探討出真實的內涵。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講，在明人的觀念中，題跋文體是具有基本的文類特徵與功能的。回溯明以前選錄題跋的總集選本，如《唐文粹》《宋文選》《崇古文訣》《文章正宗》等，對題跋文體的分類認識還未能如此細膩。清代文體學家的文體分類思想又整體呈現出歸繁為簡的態勢。具體就題跋文體而言，總集在類目設置中多將題跋文與序體文合為一體，逐漸淡化了對題跋文體多重功用的理解。與宋、元及清代總集相比較，明代諸種通代與斷代總集所輯錄的唐、宋、元及本朝時期的題跋文，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了歷代題跋創作的發展脈絡。
明人的題跋文體觀念成熟而且完備，顯示出足夠的文體分類的敏感性及自覺的文體學思想特徵。通覽收錄題跋文的明代總集可發現，其在辨體方面格外細密，對題跋文體也有全面的審鑑。如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將題跋分為“題”“跋”“書”“讀”並進行解釋：“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又如明代題跋文體觀念與歷史傳統的關係，也主要是通過明人對蘇軾、黃庭堅題跋的編選及認識來實現的。明人編選的通代總集，絕大多數以宋人題跋為主要關注點。尤其是蘇軾、黃庭堅所創作的大量以表現作者性情、觀念為歸旨的題跋文，在創作數量與文體形態的定型方面展示出較高的水平，啟迪了明代題跋文性靈式的書寫模式。在明代選家的推動下，宋代題跋文在創作領域已凸顯為一種典範。
文體觀念與理性認知相結合
從文體學角度入手討論題跋文在明代的發展及對宋代題跋文的承拓，結合明代作家的具體創作及總集的選評狀況來探求明代題跋文體觀念，乃是研究題跋文體在明代發展狀況的有效方式。對明代題跋文體觀念的研究，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理論批評的研究，大致包括序跋中的理論表述，總集的分類與編選，以及各選本中的評語及批語等；另一個層面是題跋文創作中所體現的題跋文體觀念，包含不同時期、不同流派及不同作家的載體選擇、創作目的、組織表達、文章體貌及行文手法等。總集的分類與編選，體現的是選家對於題跋的認識。這種認識當然會受到創作實踐的成就與特點的影響，但二者卻常存在差異。題跋作家也往往會有自己對於題跋文體的認識與表述，但在創作實踐中又容易突破自己的理論認識而表現出更為複雜的文體特徵與觀念內涵。因此，要較為全面系統地考察該問題，應將其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將創作實踐所體現的文體觀念與總集編選之理性認識相結合，這是題跋文體觀念研究一個有效的考察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散文研究的視野與空間。明代的題跋文創作是相當活躍的，由於題跋文體產生較晚，因而其體要規定和體制限定相對都比較寬泛而鬆散。這使明人在題跋寫作過程中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度，也因此展現出題跋文體的各種表達功能和豐富體貌。而在總集編選中，儘管編選目的與題跋文體觀念也存在許多差異，但試圖對千變萬化、豐富多樣的題跋作品進行歸類並找出其體制上的共同特徵，乃是許多選家的共同目的。從積極層面講，正是由於明代大量作家對題跋文體進行了大膽探索與實驗，創作出多種類型的題跋作品，才為總集編選和理論批評提供了豐富的對象，從而熔鑄了內涵豐富的題跋文體觀念。沒有創作實踐的支撐，任何理論都會陷入枯竭與死板。從消極層面講，儘管總集編選與批評對於認識題跋文體特徵，擴大題跋文體影響作出了巨大貢獻，並將對題跋文體的認識提升到自覺的理論層面，但是就明代的實際歷史情況看，無論是總集編選還是題跋批評，都未能完整反映出明代題跋創作的真實情況。如宋濂豐富的題跋文創作，能夠被選家所認識並被選入總集的實在有限。因此，對於明代題跋文體觀念研究來說，要想探討其真實的歷史內涵，必須將創作實際中所體現出的認識思考與理論批評中的理性把握結合起來。通過認真比較來找出其異同，折中其意見，進行深入系統的考察，或許能夠接近明代題跋文體觀念的原本面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3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