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東海文學》12期（1967年2月）
轉自：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Humanism、高校人文界、哲學園
編者按：可以反觀我國的教師隊伍，如果與杜教授的說法對比，似乎大部分都可能不合格。如之奈何？——翻譯教學與研究
從博士到教授
——漫談美國的學術界
文/杜維明
在美國的學術界，獲得博士學位只能算剛剛初選及格。從博士開始，要接受三次複賽，等到通過了講師、助教授、副教授的大關，才能取得正教授的資格。正教授可以算入圍了。但入圍以後，再要經過各種學術刊物、出版集團、基金組織乃至社會人士的考驗，方能取得爭奪名教授頭銜的決賽權。至於能否鶴立雞群地擊敗各路英雄衝到學術界的第一線，還要由洞見、機緣甚至壽命來決定。因此，美國的學術界雖然到處是金牌和銀盾，要想一顯身手，奪取幾塊並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現在暫且把從博士到教授的幾個階段作一概略的描述。
一般而言，大學畢業後要想完成博士學位，理工方面需要三年以上，文法方面需要五年以上。通常攻讀博士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步是選修課程。大約需時兩年，共修16門。平均成績要維持B以上才不致退學，達到A減才有獲得獎學金的機會。嚴格一點的學校，如果是大班制，給A不會超出上課人數的1／10。因此，一班有30人的話，只有四五個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績。第二步是通過考試。包括筆試和口試，有些學校稱之謂“一般考試”，意即與主修科有關的各種問題。理工方面範圍比較確定，文法方面則是海闊天空，無所不包。譬如考西洋現代思想史時，教授可以從“何為浪漫主義?”之類的哲學問題，突然跳到“穆勒哪一年去世?”之類的歷史常識。置身其中，真好像坐升降機一般，忽上忽下，完全不由自主。因此，準備起來也就毫無頭緒。大約讀歷史的，每門要閱覽一百多本夠水準的書才算稍有把握。博士考試至少包括4門，加起來要看的書就相當可觀了。第三步是交論文。根據美國去年的調查，通過博士課程及口試而交不出論文的，幾達全部候選人的30％。有很多人，經過四五年的磨鍊，已是精疲力竭了，於是想在寫論文時輕鬆一下，結果一拖再拖，五年八年，時間很快地就過去了。現在美國各大學都有規定，必須在通過考試後若干年內交論文，否則取消資格。哈佛大學的限期好像是5年，可是仍有允許延期的規定，延兩三次後也就變成老博士了。
博士學位，尤其是名大學的博士學位，得來並不容易，但是在學術界裡，博士不過是最起碼的要求。只有最優秀的博士才能擠入講師之林，因此取得博士學位後能夠留校或到更好的學校去當講師，是件極為榮幸的事。一位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後，曾有家大公司願出年薪1．4萬美元的高價禮聘他，但他毫無考慮地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年薪不及7000元的講師職位。因為留在學術界才有衝到第一線的可能性。然而講師只是第一關。在三年之內，如果不能升到助教授，就必須離職，另謀發展去了。這位先生曾在私下表示，若用最機械的方式來計算，將來他可以升上去的機會只有12．5％。換句話說，另外有七位和他的資格不相上下的講師，也在爭取同樣的關口。
衡量升等的標準本來應有兩種：一種是教育學生的情形，一種是著作出版的表現。但是，因為前者難於評價，重點很自然地轉移到比較容易客觀化的後者。因此，美國的學術界流行著一句“不出版即滅亡”的口號。出版並非全是量的問題，譬如報章雜誌乃至其他通俗性的文字都不能算數，只有刊載在學報或學術季刊的專門研究才予以考慮。美國學報的審核制度非常健全。刊載一篇論文必須經過專家評議、委員投票和編輯修改等手續。就以第一流大學的博士論文為例，能夠在學報上發表的不會超過1／10。至於出書，那就更困難了。能在交博士論文後五年出版第一本學術論著的青年學人，就算是佼佼者了。
從助教授升副教授共有五年的時間。機遇一錯過，又只好捲鋪蓋走路。前年有位在哈佛教印度史的助教授，由大學時代開始，前後奮鬥共有十幾年，最後仍舊被迫離去。他憤憤地表示：“我們待哈佛如同聖殿，哈佛待我們好像用過的手紙，一丟了事。”但是，名學校為了維持最高的標準，不能不嚴守門戶。《紐約時報》曾報道過學術界競爭激烈、人情淡薄的故事。實際上，學術界是不問耕耘，只問收穫的。個人的奮鬥史和辛酸史在教授心目中不能引起共鳴，只有真才實學才是真實的學術本錢。在一般美國的大學裡，取得副教授的資格以後就可以享受“長期應聘”的權利，直到65歲退休為止，不必再為解聘而煩惱了。但是有些學校對副教授仍不肯減輕壓力。譬如耶魯大學，有很多副教授隨時隨地還是要受到解聘的威脅，而且因限於年資和編制的關係，有不少傑出的副教授，儘管具備了充分的資格，結果也只好終其身而不能更上一層樓了。
因此，美國的正教授，尤其是第一流大學的正教授，自然地擁有崇高的學術和社會地位。但是，他們依然不能稍微鬆懈。上至學術界的權威，下至研究員或大學生，都會對他們施以壓力。因此，他們既要經常發表論文、書評甚至專著以滿足學術界的要求，又要隨時周旋於青年學子之中以提拔後進。一位教授如果不能在學術界擔任自己專長的領導工作，他不但會受到同事的恥笑，甚至會遭到扣薪之類的打擊。不生產的教授就好像不生蛋的母雞一般，難免有被宰割的危險。同樣地，如果他不能指引學生，帶著侵略性的美國青年就會毫不留情地舉行示威遊行，提出各種要求。所以，第一流大學的名教授都同時擔任3種課程。第一種是通識教育的大班課。聽講的多達數百人，採取演說的方式。第二種是專題研究的小班課。大約收20多位，採取問答的方式。第三種是論文指導。常是個別講授，採取討論的方式。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一方面作廣泛的接觸，一方面又作深入的研究。在美國的學術界裡要想嶄露頭角，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至於衝到第一線那就更難了。然而，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如果不肯違背留學的初衷，只有在學術界打天下才真能心安理得，雖然並非“全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但也相去不遠了。
《龍鷹之旅——從哈佛迴歸東海的認同和感悟（1966—1970）》
杜維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