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流動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發展成為大規模跨區域人口流動。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農民工這一群體隨即開始得到海內外關注。美籍華裔張彤禾（Leslie T. Chang）所著的紀實文學作品--《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描繪了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一群到廣東省東莞市打工的“80後”女孩的真實經歷，被看作是讀懂中國農民工乃至讀懂中國發展的代表作品。本文將把這本書籍作為引子和線索[i]，以時代背景觀照個體經歷，以個體經歷呼應時代背景，力圖展現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自我技能提升，走進並逐漸融入城市的過程。
一、出去：時代造就的一種可能性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對引進和利用外資進行政策“試水”，逐步開放一系列沿海城市和建設經濟特區。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加快了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步伐。中國重新調整了外商投資政策，並減少了限制規定，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劇增。如圖1所示，從1992至1994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金額增長了兩倍。在此期間，廣東省金額佔到全國近1/3，包括東莞在內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因為外來資本的注入，開始煥發活力。
圖1：全國和廣東省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利用金額（1984-2016） 數據來源：Wind
時代變遷會具化為個體的悲歡，很多人的生活軌跡就此更改。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大量工廠和就業崗位，再加上戶籍制度的逐步放鬆，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全國出現“民工潮”現象。進入90年代，農民工數量大規模增長。據統計，從1983到1995年，中國農民工數量從200萬激增至7000萬（見圖2），並基本一直保持上升趨勢；而東部沿海省份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成為農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在這個時代，“出去”，是農民工對於進城打工的簡單定義，也被他們視為改善生活、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
圖2：改革開放以後主要年份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數量（1983-2009） 數據來源：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
二、留下：幾乎沒有退路的兩難掙扎
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農民工內部也出現了代際更替。八十年代之後出生的農民工，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ii]；與之相對應，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農民工被稱為“上一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通常更年輕，且基本都受過一定程度的普通教育。調查顯示（見表1），外出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整體高於農村從業勞動力的平均水平；而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別是中專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新生代農民工明顯高於上一代農民工。
表1：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徵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
新生代農民工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基本喪失了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技能。雖然仍是農村戶籍，但多數人在初中或高中畢業後就進城務工，很少參加農業勞動。深圳市於2010年開展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沒有務農經歷的比例高達85.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於2011年在全國20多個城市開展的調查結果與此一致。這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多數人如果回到農村，將很難勝任農業生產。
除了農業生產技能的缺失這種客觀因素外，自尊心的驅使、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這些主觀因素，也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想盡力留在城市。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認失敗（第11頁）。此外，農村女孩還面臨著另一層壓力：如果她們在城市裡進步得不夠迅速，父母就會催她們回家結婚（第55頁）。打工，並在城市中站穩腳跟，是她們改變一生的機會。
在“出去”之前，新生代農民工未必已經做出留在城市的宏偉規劃。但踏入城市後，面對種種內在和外在因素，伴隨著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等的變化，農村卻成了他們回得去、待不住的地方。與上一代農民工“亦工亦農”的生活方式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向“全職非農”轉變，由“城鄉雙向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
三、破界：不得不進行的自我技能提升
對於農民工而言，農村與城市之間橫亙著一條界限，一旦成功破界，就能徹底改變命運。進城往往只需要已經有打工經歷的親友的鼓勵、介紹或陪伴；但要想在城市站穩腳跟卻並不容易。“你只有靠自己”（第64頁）——這是絕大部分農民工的生存信條。
農民工群體內部，不同工種或職位間有明顯的“等級”劃分。以女性為例，在流水線上做手工是最低級的工作，拿最微薄的報酬；辦公室文員相對體面一些；再進一步是人力資源部門或銷售部門；當邁入工廠的管理崗位，就實現了“等級”的躍遷，收入會可觀很多，也就意味著更大的留在城市的可能性。
要實現“等級”躍遷幾乎沒有什麼捷徑，唯有依靠自我技能的提升。幾乎所有我在廠裡認識的高層人員都是從流水線開始做起的（第29頁）。這能在人才市場上的面試問題中得到充分體現。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1世紀初，東莞的農民工很少被問“你上什麼學校？”，問題總是“你會做什麼？你會電腦嗎？你會英語嗎？”（第96頁）。不同工種或崗位所要求的素質不同：以男性為主的技術工種更強調專業技術或經驗；對於女性而言，做手工的熟練程度是基礎，而要從流水線跨到辦公室，則需要更寬泛的技能培養，譬如電腦、語言（包括英語、普通話、當地方言），甚至還有自我形象等人文素質。
獲取技能的方式主要有兩種——職業培訓或幹中學。部分企業會針對員工提供上崗培訓、技能提升培訓或新技能培訓。即便沒有這種培訓機會，農民工為了適應就業市場並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境遇，也有足夠的動力參加商業性培訓。你必須發展自己。要跳出工廠，你必須學習（第128頁）。上世紀90年代末，有研究團隊在深圳開展了一個覆蓋4002位農民工的調查，結果顯示31.3%的被訪者曾參加過商業性培訓，而女性參加培訓的比例（34.1%）明顯高於男性（28.1%）。
然而，單純依靠教育和培訓並不能完全滿足工作需要。培訓班老師一遍又一遍提醒學生：你還不懂所有該懂的，在工作中學習（第126頁）。也就是說，除培訓外，幹中學也是農民工獲得和提高技能的重要方式。在微觀層面上，幹中學是指勞動者在長期的職業生涯中，通過不斷地學習、發現和解決問題，逐步增加經驗、提高技能。無論對於新生代還是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培訓和幹中學都是重要的人力資本積累方式。不同的是，老一代農民工參加教育培訓的比例相對較低，他們主要依靠單純的幹中學來獲取和積累技能；而新生代農民工則通過混合方式，即把幹中學與教育培訓相結合進行自我提升（見表2）。
表2：新老農民工技能獲得方式交互分類（%） 數據來源：吳煒：“幹中學：農民工人力資本獲得路徑及其對收入
破界，對於作為個體的農民工而言，是一個艱難的自我成長過程。打工女孩伍春明不知疲倦地提升自己：從讀小說、練書法和學廣東話，到學英語、公關和銷售。與此同時，她在東莞打工的身份也多次發生變化：從流水線女工到工廠文員，再到部門主任甚至自主創業（注：作者根據原書內容概括）。從整個農民工群體來看，不乏有人的打工生涯草草收場，但更多人通過堅韌不拔的自我提升，從工廠基層車間走上了更好的工作崗位，甚至實現了社會階層的躍遷。
四、延伸：從過去到現實的思考
農民工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新型勞動大軍。對於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進城打工不是一種被生活所迫的絕望行動，而是出於對城市生活的嚮往和改變命運的渴望。從農村走進並融入城市，是農民工個體自我鞭策與提升的過程；而作為整體的農民工隊伍自我提升的過程，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構成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結構變革的一個縮影。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1世紀初，教育培訓和幹中學是農民工自我提升的主要方式，這既被諸多研究證實，也反映在各種紀實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時至今日，農民工的群體面貌、生存狀況都已發生極大變化。單就農民工自我提升的方式來講，教育培訓和幹中學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技術的複雜性越來越高，這對農民工的基礎教育水平、職業培訓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21世紀後，中國政府推出越來越多針對農民工的免費職業培訓項目。面向未來，基礎教育、職業培訓與幹中學對於農民工人力資本積累的交互作用，以及配套政策的改革方向，仍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
作者：餘璐
參考文獻：
[1] 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 中國農民工問題總體趨勢：觀測“十二五”. 改革，2010 (8), (198).
[2] 吳煒. 幹中學：農民工人力資本獲得路徑及其對收入的影響，農業經濟問題（月刊），2016 (9).
[3] (美) 張彤禾. 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張坤、吳怡瑤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3.
[4] Jin Xiao, Mun C. Tsang.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Shenzhe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註釋：
i.為方便閱讀，對於《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一書內容的大段引用，在本文以專欄楷體形式呈現；小篇幅引用則僅以楷體呈現，並標明頁碼。
ii.按照官方界定，“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農民工，含“80後”“90後”和“00後”。有學者將該群體中的“90後”進一步具體為“第三代農民工”。本文以官方界定為準，不再作此細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