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王福强的小院，作者王福强
01
在上海浦东朝阳义塾餐厅的意见收集栏里，写着一句话：想吃什么写下来，万一实现了呢？参加培训的一名老师写道：炸鸡翅。没想到，晚上取餐的时候，“炸鸡翅”真的就摆在餐台上了。
在海城南台镇，一所不起眼儿的新昌小学，一面墙上，醒目地贴满了孩子们写给校长的话，他们的喜怒哀乐，尽情地与自己敬爱的校长分享，仿佛能够让人看到校长抚摸着他们的小脑瓜窃窃私语的温馨画面。
这些管理者，都是具备民主意识和注重师生权利的人，让人相信，这种文化浸润着的校园会充满“人味儿”，魅力无穷，也具备了成为现代制度学校的基础。
02
“我的大门随时开，欢迎大家走进来”，这句话我在师生大会上多次讲到，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在一所学校中，所有人的意见都会得到尊重，所有人的想法都有路径去表达。
发表意见，提出想法，是每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
于是，我的办公室变得不那么“神圣”和“神秘”了，学生“不请自到”的时候越来越多。
有的是代表班级来给我发出各种各样的邀请，比如他们班级负责下一周的升旗仪式，同学们希望我来讲几句，或者班级要召开主题班会，他们会带着精心设计的邀请函，希望我出席；也有与我分享幸福的，比如某些课程小组取得了课程成果，他们愿意来告诉我，或者自己考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跑过来与我一起分享快乐；过年过节的时候，不少孩子也会带着自己的小卡片、小手工过来，表达他们的祝福；请我帮忙的也不少，比如教师节了，某些班委会成员会过来请我给他们班的老师录上一段祝福视频，作为他们送给老师的“惊喜”；当然，免不了的，也有来给老师提意见，跟学校提建议的。
一开始，有些孩子是试探性的，甚至在门口徘徊不决。但时间长了，学生们也便习以为常，大方自然起来。
为此，我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办公室里常备的那些图书或小礼品，陆陆续续被我送给了那些走进我办公室的“勇敢者”，作为对他们敢于表达的“奖励”。
03
这样的努力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后，终于换来越来越多的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寻求帮助和改变的主动性的萌发。
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塞在我的门缝里，向“校长大大”表达，能否不住宿，因为她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这封信促成了学校管理模式的变革：原本我就已经意识到，低年级学生寄宿，是不太符合教育规律的，因为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孩子安全感形成的关键期。但苦于既定的寄宿事实，贸然改变会引发争议，所以迟迟未决。
借助这个二年级孩子写得歪歪扭扭的一封信，学校终于开始推动这项变革，让一切更为合理。
作为一名校长，我非常愿意看到学校出现这样的状态。
特别是那些开始思考自己的权利，知道自己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并在权利遭到侵犯时主动寻求补救路径的人，更是让我欣喜。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善于保护自己，也使得自己的权利不易被侵犯。
如果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样的权利补救意识，就能促进整个社会法治水平、文明水平的提升。
虽然学生只是为了那些“该上的课没上、该参加的活动没参加”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但这不正是未来一个正义社会形成的基础吗？
学生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正是在这点点滴滴不起眼儿的细节中得以萌生。
学校应该有这样的职责，让学生走在成为未来公民的道路上。
04
但不客气说，真正主动担当起唤醒学生权利与民主意识的学校凤毛麟角。别说学生，连教师也一样，自身的权利极少得到保护。这是许多人心知肚明却假装看不见的事。
在学校里，民主化管理进程举步维艰，相当多的校长故作糊涂：他们在从严治校的宗旨支配下，将教师群体当作了管控对象。
什么教代会、工会，什么校务公开、民主评议，统统只是一个概念。
学校往往制定出近乎严苛的教师考核制度，以涉及教师经济利益和个人前途方面的剥夺性条款，来保证被管控教师的驯服与顺从。【我们正在进行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调查，识别参与】
某次，我曾见到某位小学校长在全市经验介绍的时候向听众们炫耀：“我们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执行力超强，学校出台任何政策，从来没有反对的声音。”台下三四百名校长鸦雀无声，那一刻，我非常质疑：是“从来没有反对的声音”，还是“从来不听或听不见反对的声音”？
这样的说法背后，是否隐藏着管理者的唯我独尊，以及对教师缺乏必要的信任、理解、宽容和尊重？
学校是否尚未建立民主管理的基本模式？声音过于单一，是否意味着学校管理“控制性”过强及随之产生的教师强烈的叛逆、抵触心理？
如果校长缺乏民主意识，是否也会被老师们复制和迁移到学生身上，从而造成学生群体的“万马齐喑”？这与学校教育所追求的为人类社会进步而努力的目标是否背道而驰？
05
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无数实践证明，凡是民主管理水平高的学校，大多风清气正，教师工作热情高，学生学习气氛浓厚；反之，凡是民主管理意识淡薄、校长独断专行的学校，其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往往难以提升。
曾经有人针对我提出的“大门敞开”向我质疑：如果所有人有问题都来找你，校长怎么可能应付得过来？再说，如果有问题就找校长，是不是这本身也是个问题？
这个追问算得上一针见血，点破了问题的要害。
不过，我仍然认为，在学校的民主意识尚不浓厚，沟通渠道暂不健全，特别是尚未建立非常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来保证学生权利的时候，这样的做法是有必要的。
这不仅仅是要解决部分学生的实际问题，满足学生的表达欲望，也是在给全体师生树立一个民主管理的榜样。
我的目的在于，既然我的大门是可以打开的，那么，其他管理者呢？所有老师呢？
是否也应该打开大门，随时能够听到来自于下属、来自于学生的声音？是否在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认同并尊重“走进来”原本就是他们的权利？
客观说，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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