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中葉，西方列強通過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隨著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天朝帝國的美夢已然幻滅。同時，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傳統教育的弊病逐漸顯現。中國人的思想急劇變化，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審視中西方的教育思想理念，提出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並興辦新式教育。從這時起，以年輕人為主體的中學生群體逐漸走上教育歷史的舞臺。作為一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青年，我有幸見證並親自登上了這個歷史舞臺。我是一名中學生，就讀於廣東省第一中學。這是廣東聲名卓著的中學之一，以歷史悠久、辦學成績好著稱。廣東一中的前身是廣雅書院， 創辦於清光緒十四年，創辦人為清末兩廣總督張之洞，校名取 “廣者大也， 雅者正也”之意。辛亥革命後，廣雅書院改名為廣東省第一中學。
民國的中學教育
我們民國時期能夠讀中學的學生，其所在的家庭應該有一定的積蓄，這樣才能維持一箇中學生的費用。以我們學校為例，每年每個學生包括膳宿費及其他費用， 約要花費 210 至 250元。而社會上一位低級職位的工作人員年薪也不過幾十至上百元， 還不夠一箇中學生教育費用的一半。所以我的同學當中，出身農工家庭的比例極小，這也顯示出在我們這個年代，新式教育的成本相對較高。
中國傳統教育中以人文教育為主。對於接受中等教育的學子來說。 無論是升學還是就業，都面臨著職業的選擇。當時教育界關於中學教育是以升學為主，還是以職業教育為要，展開過熱烈的討論。而我們學校顯然希望能夠兩者兼顧。我們的校長梁漱溟先生, 便積極實施“教學做”合一。在重視學生學業的同時，也重視我們的動手能力。我們的校歌中有一句“知行並進，生活共同，實驗先河省一中”，唱的就是一中同時注重知識和動手能力的特色。
我們的教授戴曾蔭先生，在我們入學之初就給我們做過一個報告，題目叫《選科問題，亦是將來的職業問題》。戴先生在報告裡對我們說：
“農科為近代之急需者也；師範科將來從事粉筆生涯， 此誠開民智之術也； 政治科非有顯者之親， 雖一枝亦難借也；商科須有雄富之資， 經營商業， 熟察時機，始免為落伍者也；工科方今建設方興，人才缺乏，求過於供，此固優良之職業也”。
戴先生在報告中要求我們不要把眼光只盯在人文學科上，而是要將職業規劃拓展到農、師、工、商等其他新興科目。只有這樣，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更好地讓我們年輕人出力，建設國家。這也是我們新式學校的辦學宗旨，與以“培養做官”為目的的舊式學堂相比，我們學校注重培養實用型人才。
我們一中在學校管理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項是學生日記的規定。梁漱溟校長親自規定，一中的學生必須注重寫日記, 每個學生，每天都要寫日記。學校每天會分配三十分鐘讓學生寫日記，並由科班主任查閱。學生日記成績佔國文科成績的40% 。學生日記題材、類別不限，只要能反映學生生活即可, 學習心得、學校 活動、學校特色、學生對時事的關注、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對職業的選擇等等，都可以寫進日記，並由教授組織學生探討，年終翻印彙集成冊。這不但鍛鍊了我們的文筆，也開拓了我們的視野，讓大家主動去探索學習之外的社會，還對我們的綜合能力培養大有裨益。
我們一中於1922年頒行新學制, 將清末的體操課程改為體育課, 成為新式教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當時的國民政府公佈的《國民體育法》規定:
高中或高中相當以上之學校，均須以體育為必修課， 與前經公佈之軍事教育方案同時切實奉行。如無該兩項功課之成績， 不得舉行畢業。
在我校的課表上，體育作為必修課，佔了1個學分。體育成績與操行成績和學科成績為考查學生成績的三個主要方面， 成績不合格者會被休學 。我們年輕學生也普遍認為運動是現代學生所應注重的事，對學校將體育定為必修的功課，也是十分的支持。我們在課餘之暇，有練習籃球的，有練習足球、排球的，在我們學生們看來, 體育不僅是強身健體的個人事務，對於自清末以來，外敵頻頻入侵的中國來說, 國家的強弱與國民體魄強健與否直接掛鉤，因此重視體育也成為我們民國時期學生的普遍觀念。
民國中學的社團
我們民國時期中學生的學校生活是多層次、多類型、多時空的綜合體，課外活動是學生生活的重要構成。我們一中的學生不僅在課堂上孜孜不倦地奮發求學，還會在課餘之際，根據興趣所好，選擇各種學術研究會，以此鞏固學業。
以我們一中為例，學生自發成立了類別繁多的社團，但凡學生對於常識及學業上有一切疑問，社團莫不加以詳確討論，並利用課餘時間，為科學之研究，同學獲益者甚多。像我們一中，科學研究團種類較多，有理化研究會、生物學研究會、無線電學研究會等等，並能把研究成果應用於實踐之中。我們學校的科學研究社自一九二七年起就自制無線電機械，每週六、日播音和科學講演，就是在我們廣州郊區也可以清楚地收到。
我們一中的生物學會，一個學期便採集昆蟲類三十餘種，其中爬蟲類、兩棲類各數種，植物方面凡五百餘種。除羊齒類較多外，有十餘種罕見之植物尚未能確定學名，後來送請科學社研究所，採集的各物均製成標本，陳列生物標本室，可謂收穫頗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蒐集了種類繁多的動植物標本，也因此增廣見聞，發現了很多尚未知名的植物種類。
我們一中也有很多文藝類社團，包括書 法研究會、國畫研究會、西畫研究會、攝影研究會、國樂研究會、西樂研究會、 話劇社、平劇社、國術研究會等等，會涵蓋美術、音樂、武術等內容。
我校的國劇社開辦得有聲有色。喜愛戲劇的同學集資購買樂器，每星期六下午同學們便將單皮、鐃鈸、小鑼、大鑼、堂鼓、胡琴、二胡、月琴都帶到學校裡來，並聘請了專業老師指導排練。我們一中的國劇社排練演出的京劇《法門寺》、《二進宮》、《坐宮》等等劇目，在學校的演出中大受師生們的歡迎，很多學生在耳濡目染之下，對京劇更增加了興趣。
除了類型多樣的體育活動，我們中學還設置了娛樂休閒類社團，以此愉悅身心，增廣見聞。我校的旅遊社，每逢假期便組織出外旅遊，旨在開闊同學們視野、增長見識。在旅遊中，學生們不僅參觀野外風景，也體察民情，實地考察人們的生活，藉此開闊學生的視野。
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說過:
“學生為社會服務，這也算是分內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儘自己的責任，並且不要以此為出風頭，沽名譽的器具。”
在時代變遷的潮流之中，我們中學生們義無反顧地挑起時代重任，也積極參與不同形式的社會服務工作。
我們中學生作為學校體制中的中堅分子，對民眾教育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這個時代，義務教育尚未普遍，很多兒童到了學齡沒有學校可入，成年人的文盲比比皆是。我們當時發了一個宏願，要用同學們自己的力量，為掃除文盲、救濟失學盡一份責任。我們的掃盲社創辦之初，只有兩間教室，經費的來源大多都由同學們捐助。大家在省吃儉用之餘，願意拿錢捐助辦義校，真是難能可貴! 擔任教學的都是本校同學，他們不只出錢出力，還都爭先恐後地搶著做，爭先恐後承擔民眾教育的任務。
課外生活作為課內教學生活的延伸，其作用不言而喻。學生社團生活作為主要的課外生活內容，對學生影響深遠。社團生活不僅可以激起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也可以培養學生的服務情操，其意義與價值不容低估。民國時期中學的社團生活形式多樣、內 容豐富，學生主動組織、積極參與，書寫了一幅生動而多樣的生活畫面，就是對將來的學生社團建設，仍有可借鑑之處。
中學裡的職業教育
民國初期的職業教育經歷了從“學制主系列”的補充到納入“學制主系列”之中的過程。1922 年“新學制”將職業教育滲透於普通教育之中，成為近代中國職業教育制度正式確立的標誌。普通中學職業課的創設，兼顧了學生的升學與就業，適應了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多留地方伸縮餘地”的方針為各地適應區域經濟特點、因地制宜發展職業教育創造了條件。
1904年1月，清政府頒佈《中學堂章程》等學制文件，借鑑德國中等教育經驗，實行文、實分科，規定在學制主系列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個階段之外，開設與之平行的實業類的各級學堂，通過增加實用科目，擴大教育的對象和範圍，為社會培 養急需的實業人才。這成為民國職業教育正式創設的先聲。
民國政府的學制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個階段之外，又設立了師範類和實業教育類兩類學校。其中，甲種實業學校施完全之普通實業教育，乙種職業學校施簡易之實業教育，亦得應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術。
進入二十年代以來，隨著現代工商業的快速發展，人們的勞動分工越來越專業化，也催生了大量新的職業。這種社會轉型使中國出現了對專門職業人才的巨大社會需求，也成為民國初期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動因。
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爆發，西方教育思潮傳入中國，給中國教育帶來了新的視角和衝擊。平民主義教育思潮、工讀主義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實用主義教育思潮和科學教育思潮在中國異彩紛呈。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視角，抨擊中國傳統教育脫離社會、脫離生產的體制和課程內容，主張教育應關注 經濟需求和人民的生計問題，積極宣傳和倡導職業教育。
我們一中是最早一批執行政府《學校系統改革案》的學校之一。我們在施行普通教育之外，兼設農、工、商、師範、家事等職業課，將職業教育滲透於普通教育之中，並通過課程改造，對職業教育實施予以保障。職業課在教學過程中，注重結合實際參觀實習，如 學習銀行業的則令參觀銀行，學校郵政的學生則令參觀郵局，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通過教育而獲得一技之長，培養直接從事農、工、商、船政等各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使學生既能準備升學，又能儘快就業，充分體現了中等教育兼顧升學與就業的雙重職能，為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提供條件，並使中學教育成為學生與社會之間相互聯通的重要橋樑。
民國中學生的思想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傳統教育重視“忠君”“尊孔”等封建禮教思想， 實行單向灌輸的教育管理模式，把學生作為被動受 訓者，培養出的學生缺乏思想活力，缺失個性，創造力不足。
中華民國建立以來，國人逐漸接受了西方教育理論。梁啟超認為，國強必須教育強，舊式教育管理思想已經不能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因而必須對舊式教育進行國民性改造，提出培養的學生應具備“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 特質。
《教育世界》、《學部官報》等期刊也廣泛宣揚德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的高等教育制度、理論和實踐經驗，認識到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提出中國應加強對學生“自治”能力的培養，在教育過程中應更加註重 涵養學生的德性，引導和教育學生形成完善的人格。 因此西方啟發式教育和注重不同學生個性發展的教育方式方法， 逐漸深入到中國教育界人士的思想理念中，出現了高校“以生為本”的管理思想。
“國父”孫中山認為，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應有性別上的區分。教育做強了，人民的綜合素質才能得到 提升，才能為社會各行各業輸送合格人才，促進社 會向前發展。教育對象沒有不平等之說，教育方式 方法應注重因材施教，提倡學生自治，才能“養成真正共和民國”。
學生自治組織作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的重要載體，越來越受到學界和教育界的重視。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君主專制體制下的教育是要培養學生養成“被治的習慣”，而民國是要學生養成“自治的能力”。他認為，學生自治能夠培育學生參與公共事業建設的能力，輔助學校學風紀律的管理， 促進學生自治經驗的積累。在這樣的氛圍下，各個個學校紛紛設立學生自治組織，擴大學生自治權，學生的部分事務由學生自己操辦，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生本”管理思想。
我們學校的校長梁漱溟先生在學生面前，從不以校長的身份自居，與學生之間親如家人，時刻把學生的訴求擺在重要位置。在他的領導下，我們的課堂氛圍融洽，學生和教師之間沒有隔閡，可以自由探討學術問題。
我們一中在教育管理實踐中，關心每一位學生，注重發展每一位學生的個性。同時對一些家境貧寒的優異學子，會免去他們的學習費用，並提供勤工儉學等各種方式給予他們在校伙食補貼，助其完成學業。
我們一中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撥款和社會捐款。為了保證學校辦學經費的穩定與充足，從校長到老師，都積極爭取社會資金支持。我們中學經費由校董事會負責管理，經費的開支不是學校個別領導同意或批准就能決定的， 而是需要經過董事會的最終審核並同意。在實踐中，董事會注意合理使用經費，盡力節約使用經費，避免經費使用中的因公徇私，以保證中學的正常運轉和發展。
為了打造優秀師資隊伍，學校努力從各地聘請水平高、素質好的教員。為延請學識淵博的優秀人士到校任教，校領導經常親自登門拜請，直至對方允諾。我們的梁校長曾為了挽留一位優秀的老師而長跪不起，在教育界傳為佳話。
學生生活是人生中最寶貴和最重要的一段時期，中學教育又在人生中位於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我們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民國的中學教育和中學生活，有著獨特的時代特徵，演繹了一幅充滿無限活力的圖景。
作為民國的第一代中學生，我們是革命的急先鋒，是民眾教育的啟蒙者，是進步思想的踐行者，還是時尚潮流的引領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們加速了時代的變遷進程。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裡，我們接受了新式教育，也接受了傳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讀書人的思想，表現了進步青年對時代的追求，承擔起民族救亡的重任。
在國家危亡之際，衝在前面的，總有我們民國學生的身影。我們接受了新式教育，具備了科學和民主的啟蒙思想，並將這種思想貫徹到民族救亡運動之中。我們身上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都是民國新式學校教育帶給我們的財富，是民主和科學這兩件五四運動的核心法寶。
梁啟超先生在《少年中國說》中說：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作為新時代炎黃子孫的優秀代表，我們民國中學生會用我們的表現，向世界宣告：“試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誰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