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連載4天，引發轟動。郭沫若先生的歷史研究功力，業內自有公論。不過，他認為李自成迅速敗亡的原因，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領導層不講政策，迅速腐化變質，卻值得商榷。相比之下，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裡對黃巢、李自成敗亡的認識更加深刻：流寇主義，沒有根據地建設。筆者以為，這就是不世出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浪漫的詩人在眼界上的差距所在。
流寇的侷限
啥叫“流寇主義”？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講得明白：“（流寇主義）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
中國歷史上流寇，多在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產生。流寇的組織形式簡單，大家能聚在一起，就是乞活，找糧食是最大的動力。流寇規模越大，就會越在一個地方待不長久。因為把當地糧食吃光用盡後，繼續枯守一地就意味著餓死。而流竄則不一樣，打下一個新地方，就能獲得新的資源，也能繼續擴充隊伍。增強力量後攻打下一個目標、獲取新資源時也就更容易。唯有如此，流寇集團才能如滾雪球般，在一場接一場的戰術勝利中越滾越大。可一旦軍事上的失利打斷了這個循環，便會迅速跨掉，很難東山再起。
公平地說，同樣是流寇，李自成還是比黃巢要強上一些的。他在軍事生涯的後期還是意識到了建設根據地的重要性的。崇禎十六年初，李自成著手在湖北四府建立自己的政權，設立軍制並著手恢復農業生產。不過，他在崇禎十六年末擊潰孫傳庭部並順勢佔領西北，接著在崇禎十七年初出兵東征，一路勢如破竹直下北京。算下來前後只有一年光景。這期間其政權穩定成熟的速度遠遠落後於他軍事擴張的速度。因此他的集團仍然是流寇主義，後勤上依然依靠就食於敵。所有的成功都是虛浮的，一旦碰到大的挫折就會出現大問題。
當他佔領北京的時候，看起來李自成控制區很遼闊，但其中絕大部分地區都是新附，只有湖北四府和河南、陝西除外。而河南、陝西民力、物力又早已枯竭，因此一次大失敗就導致大面積反水，而他卻無力扭轉的局面，這是毫不奇怪的，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了。
很多人拘泥於李自成在北京大面積拷官追贓，認為太過性急失去了人心。但他這麼做，歸根到底還是因為沒有穩固的根據地支持而不得不為之。因為他宣佈在所佔領的地區三年“不納糧”，而軍隊的開銷卻不可能免除，那就只能是取自官紳。這個政策需要他的政權能夠做到地方政權與新貴聯合，地方財力足夠而軍隊戰鬥力強就沒有問題，這點歷朝其實都是這麼幹的。但是不幸的是，他這兩點都沒做到，於是就悲劇了。
參考黃巢軍和赤眉軍在攻下京城後的往事，以李自成大順軍的表現，即便吳三桂沒有勾結清軍入關，也足以讓各地新降的前明軍看清楚，這個流民政權的“爛泥巴扶不上牆”。最多不出三個月，大順政權也必然維持不下去，會出現類似於黃巢之後的軍閥混戰的亂局。
本文作者 ：楚千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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