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只有十歲，知道的東西雖然不多，但只要知道的，一輩子都刻在腦海。我的家鄉在千河河套，水利便利，土地肥沃，比起吃不飽肚子的地方，是“天府之國”，可家裡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還是非常匱乏。秋季，天常下雨，一下起來十天半月，都是家常便飯。我們總為上學發愁，家裡沒有一把雨傘，那油光鋥亮的紅紙傘，是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上最早見到的；解放軍那結實耐用的黃膠鞋，也是在電影裡看到的；就連一頂遮風擋雨的草帽，在家裡翻個底朝天，最後也只能一聲嘆息，想想而已。上學時穿著母親做的千層底布鞋，溼水之後，走路“撲哧撲哧”響了一路，心疼得就跟刀割似的。很多時候，一路光著腳去，再光著腳回來，爛泥濺到腳腕上，跌了一跤又一跤，經常摔得鼻青臉腫。
淅淅瀝瀝的秋雨，下得時間一長，到了晚上，更叫人擔驚受怕。家裡住了幾輩人的土窯洞，崖面老掉土，“啪”的一大塊，一陣，又“啪”的一大塊。這聲音驚得我的心“突突”亂跳，只有捂嚴被子等天亮。父母每晚都守在我們兄妹身邊，無助又無奈地為我們能睡一個安穩覺，苦苦值守。我聽得最多的就是母親一些輕嘆和抱怨：“唉！這老天，啥時才能放晴？”我也常常做因那崖面垮塌，將一家人壓了的噩夢。直到上世紀80年代，家裡有了一座磚瓦房，這種重複的噩夢才算中止。
1986年，我考上了大學，去學校報名時是雨天，從村子去寶雞火車站有90里路，沒有班車。我坐上父親為我找的一輛拖拉機，一路顛簸了五個小時。到了火車站，衣服全溼透了。到候車室一看，旅客黑壓壓一片，長長的隊伍一眼望不到頭。直到後半夜，我才擠上了一輛綠皮車。車廂裡水洩不通，上個廁所都能擠出一身水來。火車一路“咣噹咣噹”地響動了三個小時，我才到了西安。下車時，旅客前呼後擁著，我被擠得渾身透溼，還被擠掉了鞋，光著腳下了火車。到了站臺，好尷尬，期待有人將我擠掉的鞋子完璧歸趙。當我看到身邊還有一個人也穿著一隻鞋、光著一隻腳站在那裡，向火車上東瞅西瞅時，我破涕為笑了。
去年6月，母親過壽，我回了一次老家，高速公路已修到單位門口，我不用再像過去那樣，起早貪黑揹著行囊趕時間，單位的通勤車直接把我送到了西安北客站，坐高鐵從西安到寶雞隻用了一個小時。回村子的公路寬暢平坦，像飛機場的跑道，兩旁栽著景觀樹，春天一路花，夏天一路蔭，秋天一路果，冬天一路雪。在寶雞工作的侄子侄女都有小轎車，我打了一個電話，他們就開車來接我，一路有說有笑，車載音樂一路歌，便進了村子，家家戶戶住上了新房，一些日子滋潤的家庭，在城裡也買了房。住了幾輩子的老土窯，舊貌換新顏。原來是二哥請來泥瓦工，花了2萬元，把窯洞從裡到外加固了一番，還和大夥一起連片辦起了農家樂。土窯洞冬暖夏涼，許多外地人為吃一碗臊子面，開車帶著親戚朋友來趕場，天天客如潮，住在裡面都捨不得搬出來。曾經的爛土窯，賽過小洋樓、小別墅，成了人人歡喜的“傳家寶”。
四十年前，上學路上，我念想一把雨傘、一雙雨鞋，念想家裡有一個安全的房子，那個夢伴著我的成長路。四十年後，我在城裡有了房子、有了小轎車。回家給母親過壽，過去需要兩天的行程，現在三小時就到家。母親說，現在她有了養老金，手裡有了餘錢，前段時間，剛換了假牙，86歲了，還能香香地吃臊子面，越活越開心，住在土窯裡，天天聽著秦腔，享清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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