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楊伯峻：孔子說：一個人沒有長遠的考慮，一定會有眼前的憂患。
錢穆：先生說：一個人若不能有久遠之慮，則必然有朝夕之憂。
李澤厚：孔子說：人沒有長遠的考慮，必然會有近在眼前的憂愁。
詳解：字面上，這是很簡單的一章；字面後，就不那麼簡單了。理解的關鍵在於：何謂遠慮？何謂近憂？三位的解釋都非透徹之論。以眼前、朝夕的憂患、憂愁為“近憂”，長久的考慮為“遠慮”，實不知何謂“遠慮”、“近憂”矣。
“遠”，深遠、深奧，同於“習相，遠也”，和“習相”相關，脫離“習相”無所謂深遠、深奧，不過幻想而已。“習相”，先要明其“相”，明其“相”必先明其“相”之位次，明其“相”之位次，必對其“相”的當下邏輯關係有一明確把握。而現實的存在，不離時空，現實邏輯關係也必構成相應的時空關係，對現實邏輯關係的把握，須從這現實的時空關係中切入。“慮”，審察、思慮、謀劃。“慮”，不是哈姆雷特式的，而是審察、思慮、謀劃的統一，三者缺一不可，而最終必須落在行動上，沒有行動的“慮”也不過是幻想而已。上面的所有工夫，都構成“習”的一環，但仍不是“習”的全部。“習”的關鍵在於對現實邏輯關係把握後的改變，是轉現實而不是被現實所轉，只有這樣，才勉強算得上“遠慮”。就算是炒股票這麼小的事情，也必須有其“遠慮”，否則沒有對市場的深刻把握，也必然導致其“憂”之“近”，這點，觀察一下那些虧損累累的人的行為就清楚了，那都是些被市場所轉的典型。
“近”，纏附，同於“性相，近也”；“憂”，憂患,禍患。“近憂”，纏附憂患、禍患，為何如此？因為“人無遠慮”。憂患、禍患的種子是當下種下的，每一思想、行為，都在種下種子。而種子並不一定即刻萌芽，把“近憂”解釋成眼前的憂愁、憂患，是對此不能明瞭。現實中，很多沒有“遠慮”的事情，所謂運氣來了擋都擋不住，眼前一片大好，加速上漲，何來眼前的憂愁、憂患？如此，難道就沒有“近憂”？這，顯然是不對的。人的行為，必須從其苗頭下手，不想吃惡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要種下其種子，憂患、禍患的種子一旦纏附，一有機會就會萌芽，就要結果。別以為可以用任何方法可以消除這種子，種子一旦種下就是無位次的，準確說，相對於現實系統來說，種子是無位次的，任何現實的把戲都消滅不了種子，種子不一定在眼前發芽，但不發芽只是機會不成熟，一旦成熟，逃都逃不掉，眼前看不到、沒跡象的憂患、禍患，往往才是致命的。而這，才是真正的“近憂”。
無“遠慮”與“近憂”之間的關係，孔子給了一個“必有”的強判斷，由此可見對此的重視與強調。這話可不單單針對個體的人，家、國、天下，同樣成立。“人不知”的社會，歸根結底就是“人無遠慮”的社會，其中的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地區、每個團體、每個國家等，都處在“人無遠慮”之中，由此種下無數“憂”的種子，憂患、禍患種子因而“近”而纏附。要使得“人不知”的社會成為“人不慍”的社會，首先要改變的就是這個“人無遠慮”。站在對社會發展的認識上，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的“人無遠慮”進行了徹底的改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就是對現實社會當下之“相”的“遠慮”，沒有這“遠慮”，就沒有其“習”。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五階段理論，其基礎就是對現實“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三重基礎邏輯關係的完全分類，不明白這個，是不可能明白其“遠慮”的。
一個能“遠慮”的人、家、國、天下，必須有其相應的“遠慮”能力，社會必須發展到一定位次，顯示出一定位次之相，才可能有其相應的“遠慮”。任何的“遠慮”都是和一定位次的社會相連的，離開了一定位次的現實社會，“遠慮”也無所謂“遠慮”了。但社會的現實結構是有深淺之分的，有些“遠慮”可以完全洞穿整個社會的深層結構，這樣的“遠慮”就構成了人類文明歷史最珍貴的部分，孔子、馬克思，都成為這最珍貴部分的中流砥柱。後人經常以孔子兩千多年前說的話怎麼可能對現在有用，現實已經改變了等等理由來搪塞，卻不知道有些“遠慮”是可以洞穿社會結構的深層，而社會結構的深層，在兩千多年來，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改變。因此，孔子的“遠慮”，依然適合今天。馬克思的，當然也一樣。
纏中說禪白話直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孔子說：人沒有深遠的審察、思慮、謀劃，必然纏附禍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