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印示信，見印如見君，是我們對印章功能的最重要的闡釋。
篆刻藝術源於春秋戰國，最初的璽印，可能源於象形圖像的族徽，用於烙印奴隸，也可能是為了紋飾複製需要，製作出的圖案模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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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文字的普及，璽印承載的功能，愈發重要：用於檢查貨物是否開封的封泥之上，是見證商業貿易的信物；用和氏璧製作的傳國璽是帝王的象徵；國家戰事緊急時刻任命將軍，便有了急就章將軍印…
因璽印的便利性與重要性，它便由國家向民間普及，促進了官印和私印兩大體系的發展。相對的，官印要凸顯廟堂之氣而顯得端莊大方，私印則會在文字和風格上更加自由。
當然，印章內容就不止於文字，有描繪巫術生活的神人操蛇、反應神仙出行的羽人御龍等等，凡生活中所見事物皆可用圖畫所表現，這也是肖形印的形成過程。
文字也不一定是國家長官的官位和隔壁的某個鄰居的名字，古人們特別喜歡將吉祥的話語，鑄刻於璽印之上。戰國時代常見“昌”、“正行”；秦王朝的子民們標榜“日敬毋治”、“和眾”；到了漢代民富國昌，人們希望這樣的生活“宜子孫”--- 這便是我們的吉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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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至秦漢的璽印篆刻雖由匠人在定式中創作，但融合了後世在書法篆刻創作藝術上的諸多思想和觀念。宋代隨著古物收藏考據的熱潮，金石學逐漸發展起來，文人在金石學上的發現，也開始影響到篆刻。到元代吾丘衍、趙孟頫興款識題跋，文人開始介入後，篆刻藝術發生了質變。篆刻由匠人制作逐步演變為由文人階層參與指導，內容上也不單一為名章、齋號、詩詞等內容，彰顯品味和格調的閒章出現在了篆刻中。
在元代王冕發現了易於上刀進行篆刻的花乳石之後，文人們找到了不同於銅、玉那般堅硬難以篆刻的媒介材料，經由明初文彭、何震而日趨成熟。
經明初創立之始，篆刻藝術因思想觀念、地域環境、藝術形式的不同而流派紛呈。清代中後期，碑學及金石學影響了篆刻藝術，“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美學觀點被提出，書法與篆刻愈發密不可分。取法磚文的質樸率真、鳥蟲篆的婉麗多姿、封泥的斑駁絢爛，三晉璽印的直率遒勁……從戰國陶文到殷墟甲骨，秦詔版漢瓦，鐘鼎文碑刻，種種書體形式皆可溶於篆刻。刀法也由刀出變為書出，出現了衝刀、切刀，於是乎以刀代筆，求其渾樸厚重之趣，寓巧於拙，盪滌纖曼，在小小方寸間強調視覺感觀的衝擊及震撼力。
篆刻藝術的變化，從戰國到秦漢，唐宋九疊篆到元押，明清浙派、皖派到吳昌碩、齊白石，由於眾多的匠人篆刻家們對方寸間的執著、實踐和追求，創作圖式和內質得到了多元的發展。在漫長的發展史中，篆刻由實用向藝術轉變的脈絡從未間斷。
將文字鐫刻於指尖般大小的方寸之間，卻又能將其中所蘊含的審美語境、性格特徵、畫面意境傳達給我們，著實使人感動著迷。
璽印雖為信物，卻不止信物那般含義單一，每每觀摩一方印面，便是與時空的一次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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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選自蓁熙詩畫
特邀上海書法家協會會員、曾十數年執教西安美院上海分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書法及篆刻課程的周古天先生，為古詩詞專輯創作詩名篆刻作品。
周古天先生所治的印，如大匠造屋，文字考據，筆畫間架；位置經營，各得其位，顧盼生姿；衝刀如黃土耕犁，大樸拙質，其方寸間虛散懷抱，氣吐霓虹，是眾多知名書畫家一心所求之印。
本次特將周先生所篆之印融入傳統的詩書畫樂中，期盼能以印為引，帶諸位一同領略水墨詩畫的奧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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