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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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關中平原西部的一個小村莊，那裡有炎炎烈日、大風急雨，那裡的人們勤勞樸實，延續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黃土地與渭河水賜予我的祖輩、父輩們賴以生存的家園和勞作方式，也塑造出如這方水土一般渾厚、倔強的風骨。強勁粗糲的黃土和蒼茫浩淼的渭水，哺育了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世代勞作的人們，我的父母亦用他們的一生來回饋這片土地。
扶風縣曾是六盤山連片特困地區，這裡水資源總量偏少，利用價值低，人均耕地、水資源低於全國全省水平。同時，礦產資源缺乏，生產生活所需能源基本靠調入。農業生產水平低下，農村經濟落後。三四十年前的家鄉，古老、陳陋、內外封閉，我的父母年復年日復日奔走在田間地頭，種小麥、玉米等農作物養活我和姐姐。
那時候的農村，人們生活條件都困苦，而我的家庭在村子裡是墊底的貧困戶。猶記得學生時代，父母攢錢為我添了件新衣裳，我愛不釋手，小心翼翼地穿它、洗它，滿心歡喜搭在院子裡晾曬。當時家裡養了幾頭豬，院子沒有豬圈，撒歡的豬將衣裳弄破了。看著被毀掉的衣裳，我很心痛，父母心裡也不是滋味......
我的父親為人老實、不善言談，做事本本分分，從不與人爭執，鄉親提起父親總誇他是個好人。母親與父親性格截然不同，她有主見、強勢，對人熱情，加之處事果斷有方法，鄰里間、親戚中遇到事務，就找她一起商量。姐姐年長我兩歲，她常幫襯著父母幹家務做農活，我也早早學著分擔家庭重擔，跟著他們到田裡忙活。
夏季的關中熱浪滾滾，農田裡麥子快到成熟期，金燦燦地延綿數里地。辛苦的夏收開始了，村裡不少農戶尋來“麥客”替自家收割麥子，成群結隊的麥客在田地裡忙碌，緩解農戶們夏收時間緊迫、勞動強度大的困難。我們一家四口只能依靠自己的雙手來割麥子，左手擼一把麥穗，右手拿鐮刀從麥秸稈底部開始割，這需要彎著腰，鐮刀要快要準。烈日暴曬，每個人皮膚黝黑、汗流浹背，一天下來累得直不起身。夜晚星空爍爍，田間勞作的農人紛紛回去休息，父母帶著我和姐姐繼續割麥子。母親說：“別人可以停下，咱們不行，咱趕不上就落後了。”我童年和少年記憶中的夏夜，除了蛙鳴蟋蟀叫，還有鐮刀割下麥秸稈的“嚓嚓”聲。
務農是靠天吃飯的生計，扶風縣乾旱四季發生，以春旱持續時間較長，夏（伏）旱危害最烈。此地又處於兩熟制邊緣地帶，熱量不足，使作物產量、質量降低。同時，每年中、短期連陰雨準時與農人們會面，長期連陰雨發生幾率也在20%以上，影響作物成熟甚至造成絕收。我小時候就經歷過旱澇災害。
1981年7月至9月，扶風縣連陰雨30餘日，全縣受災農田11萬畝，倒塌房屋4724間、窯洞494孔，損失糧食11萬公斤。我還在孩提時期，不知道這樣的災難對於本就十分困窘又僅以種地來維生的父母是何等沉重打擊！
1985年扶風夏、秋大旱，夏糧減產1850萬公斤；秋田8萬餘畝未灌溉，減產2000多萬公斤。此時我年齡雖小，卻能看到家庭的貧窮，能感受到父母的艱辛！
年少時，我常問自己何時能夠讓父母不再如此辛苦，於是，讀書求學更加勤奮，明白“知識才能改變命運”。父親教會我做人要本分、忠厚，母親教會我要自強自立，面對困難不輕易認輸。我帶著全家人的希望艱難前行，上學刻苦努力，放假打工攢錢，工作勤勤懇懇。拼搏多年，靠著自己不服輸的倔強和堅韌不拔的毅力，我已成家立業。至不惑之年，我仍保持每天清晨六點半起床的習慣，不敢懈怠，不願辜負命運的垂青。如今父母年事已高，是二老享天倫之樂的時刻，他們已不會在我耳邊囑咐要踏實做人、努力上進，但父母的諄諄教誨我銘記於心！
清末民國時期，我的家鄉有位文化教育界仁人志士王伯明，他學貫古今又心懷家國天下，在咸陽任教時，恥於中國為“東亞病夫”之辱，竭力倡導增設“體育課”，開創了陝西學界的體育新風。後任鳳翔府中學堂（清末鳳翔府創辦的新式中學堂）國文、歷史、經學三科教席，建議知府成立“訓俗亭”，設立蠶桑、天足（女子未纏裹的天然足）、戒菸等科，教育民眾。辛亥革命告成後的1912年，他與同盟會成員創舉西安“易俗社”，先後任該社編輯、文化教員、社長等職務。王伯明1942年因病仙逝，于右任先生親書“正氣所存”四個大字以贈。他一生為喚起民眾、教育民眾而奔波，讓我不禁想起“扶風”這個名字的由來：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京畿關中地區設立官職右扶風，此地歸右扶風管轄，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改名為扶風縣。“扶風”二字取“扶助京師，以正風化”之意！
生命之於浩瀚時空，如宋代大文豪蘇軾所言：“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我從黃土地裡走來，身後依傍著渭河水，我的心注入了這方水土賦予的精神和力量，在來如風雨去似塵埃的世間努力且真誠地活著！
（作者簡介：張宏安，陝西扶風人，中共黨員，大學學歷，曾擔任西部大開發雜誌社副社長，現擔任新絲路雜誌社副社長。）
來源:廣廣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