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僅是十二生肖之一，還是熱情、勇猛、幸運、財富的象徵，是農業和豐收的象徵。而從原始社會開始，豬就是重慶人生活中的親密夥伴。12日，記者從重慶市地理信息中心的公眾號“八二四研究所”瞭解到，我市共有284處帶“豬”的地名。
19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地方品種中 地方豬種就佔了5個
重慶多樣的自然地理和生態環境，為物種的豐富性提供了條件，各類畜禽歷經人們千百年的馴養與培育，形成了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優良品種。
其中，在重慶市19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地方品種中，地方豬種就佔了5個。分別是榮昌豬、羅盤山豬、合川黑豬、渠溪豬和盆周山地豬。而榮昌豬不但入選了《中國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更是位居中國四大名豬之一，成為榮昌甚至重慶的一張名片。
2007年1月5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丁亥年生肖（豬）郵票，在榮昌舉行的首發式。
而在主城區的相國寺、化龍橋等地，都曾出土過漢墓陶豬群。說明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漢代，重慶地區家養豬就已有了一定規模。
到明清時期，重慶地區的很多縣誌上，出現了更多關於“豬”“土豬”等的記載。清乾隆《巴縣誌》、《江津縣誌》；道光《石柱廳志》、同治《榮昌縣誌》；民國《大足縣誌》、《巫山縣誌》等，均已把“豬”列為特產。
光緒十年（1884年）的《榮昌縣誌》，還對白豕（豬）進行了如下記載，“健如剛鬣色如銀，烏鬼烏金謾比倫，自是太平多瑞物，糟糠風味亦嘉珍”。
重慶地名中 有284處帶“豬”
“窮不丟豬，富不丟書”古人用豬代表物質生產，用書代表精神生活。豬成為財富的象徵，豬養得好、養得多，家中的運勢就越興旺發達。
也因此，重慶有很多地名都跟豬有關。比如，《重慶府治全圖》《渝城圖》等清代老地圖中，就記載了重慶古城內多處跟豬有關的地名，像母豬巷、豬市街、豬十字等。放眼到整個大重慶，也找到284處帶“豬”的地名，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其中最多的竟然是帶“野豬”和“母豬”的地名，都各有62處。
為何重慶人對這兩個地名情有獨鍾呢？實際上，“野豬”用作地名，主要反映了重慶山區良好的生態，以及人們對野豬“勇往直前”和“勇敢”這種品質的認可。
經過空間分析發現，全市帶“野豬”的地名，幾乎全部分佈在山地地區，尤其以渝東南、渝東北為最多，而在相對平坦的丘陵平壩地區，特別是榮昌、大足、梁平、墊江等地，均無此類地名。這也與適合野豬生存的地理環境相吻合。
此外，在單純帶“豬”字的地名中，最多的則是“豬圈門”，全市有13個。另外還有豬腦殼包等。
曾經重慶出口的豬鬃 竟佔全國出口商品總值的41.63%
豬全身都是寶，最出名的除了川菜主材的豬肉，就當屬豬鬃了。甚至曾有一段時間，它的風頭一度超過豬肉，使重慶豬兒享譽世界。
豬鬃即豬脊背上的長毛，因其富彈性、耐摩擦、抗酸鹼等特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而成為世界制刷工業最重要的原材料，其產品廣泛應用於機械、造船、軍事等領域。商品價值超過了豬的油、肉、腸、火腿等產品。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重慶、四川地區大量繁殖豬，用於生產優質鬃毛。其中榮昌豬所產白鬃品質尤佳，且主要出口歐美。同時，國際市場對豬鬃的巨大需求，也客觀上推動了重慶地區養豬業的發展。
1891年重慶開埠後，英商立德樂於南岸龍門浩開設豬鬃工廠，引進技術工人、制定質量標準，對川鬃進行開發專供出口，其所創“雞牌”豬鬃，很快在紐約、倫敦打開了國際市場。到1921年，重慶有華商豬鬃洗房58家，從業人員達3900餘人。1934年，豬鬃的輸出價值甚至超越桐油、生絲，躍居川貨出口的首位。
抗戰開始後，豬鬃更是一躍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成為國家管制貿易的產品。全國豬鬃貨源主要依靠川渝地區，每年由重慶出口豬鬃約2萬擔，其中1944年的豬鬃出口值，竟然佔全國出口商品總值的41.63%，貿易額躍居大後方出口商品之首位，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和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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