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居庸關雲臺過街塔洞壁上,有一塊六體文字碑,其中漢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早已認出，但中間一個方塊裡的文字卻無人認識。1870年，英國學者韋利亞曾將其誤認為金女真小字，1898年法國學者才認定該碑文為西夏文。
西夏文是西夏王朝所特有的文字，1036年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仿照漢字創制西夏文並尊為“國書”。1227年蒙古滅夏以後，西夏文仍在西夏人後裔中傳播使用。居庸關六體字碑便是刻於元順帝年間。但到了明朝中葉，西夏文卻成了無人認識的“死文字”，直到1804年張澍發現《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
黑水城，始建於11世紀初，元昊立國之後，全國建十二監軍司，為防範東方契丹和漠北蒙古，在此設黑水鎮燕軍司，成為絲綢之路北部的軍事重鎮和商業中心。城內官署、民居、驛站、店鋪、佛寺以及各類作坊星羅棋佈，一派興盛景象。
1226年，蒙古第六次征伐西夏，黑水城首當其衝很快被攻克。1227年，西夏滅亡。為了保持通往漠北絲綢之路的暢通，黑水城繼續保持著經濟和文化的繁榮。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遂為中原至漠北的必經之路和交通樞紐。
1372年，明徵西將軍馮勝征伐此處元朝駐軍，築壩攔河致黑水河改道，斷城中水源，元軍“以城降”。元軍投降以後，城中居民逐漸散去，黑水城被棄，被沙漠吞噬，成為了無人居住的“魔鬼城”，在歷史中沉寂了幾個世紀。
1908年，春天，一支來自俄國的駱駝隊來到了巴丹吉林沙漠的深處的這座古城，領頭的是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科茲洛夫。他的到來，讓黑水城又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在城中的街區和寺廟遺址上，他們挖出了大量珍貴文物，一下子裝了滿滿10大箱子運回俄國聖彼得堡。
1909年6月，科茲洛夫帶隊重返黑水城，這一次他將目光投向了城外，這一次他發現了一座“偉大的塔”。隨後，他有挖掘了近30座古塔，將近8000鍾西夏文獻及無數珍貴文物運回俄國。
科茲洛夫回國後，黑水城發掘的文物被分為兩類，其中器物部分收藏在俄羅斯國立博物館，文獻部分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聖彼得堡分所。這批文獻的數量之大，為世界所罕見。伴隨著對這批文獻的研究，一個嶄新的學科西夏學由此誕生。
雖然此時的人們已經知道那些文字是西夏文字，但依然無法讀懂這些文字。直到1909年秋的一天，俄國著名漢學家伊鳳閣在整理科茲洛夫帶回來的西夏文獻的時候，意外地發現了一本37葉的小書，從此打開了西夏文字之門。
《番漢合時掌中珠》成書於西夏仁宗乾佑十一年，西夏人骨勒茂才所著。全書為西夏文與漢文雙語雙解，每個詞語都是並列四項，中間兩項分別為西夏文和漢文，右邊靠西夏文的漢字為西夏文注音，左邊靠漢文的西夏文為漢字注音。圖為目前藏於俄羅斯東方所的《掌中珠》封面及漢字序部分。
《番漢合時掌中珠》的漢字序部分，骨勒茂才在其中詳細說明了自己編寫這本小冊子的目的：“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編寫這本書就是為了便於党項與漢相互學習對方語言。
《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序部分，內容與漢字序相同。可能很多人會發現篇首好像多了一個字，其實那個字就是“序”。
1912年，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著名敦煌學家、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在日本見到伊鳳閣，得見《掌中珠》一頁，深知該書的重大學術意義。第二年，羅振玉再見伊鳳閣，借得《掌中珠》9葉，付諸影印，才方得中國學術界流傳。
1913年羅振玉影印的巾箱本 《番漢合時掌中珠 》。全書只得9葉，尚不及原書四分之一。
1922年，羅振玉在天津再見伊鳳閣，終於借到了全書的照片。羅振玉立即命其子羅福成整理後全文摹寫出版，這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1924版手抄石印本《掌中珠》。圖為羅振玉一家1937年拍攝的全家福。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雖然在西夏故地發掘出了大批西夏文物，但卻再也沒有發現過《番漢合時掌中珠》。直到1989年在對莫高窟北區B184窟進行發掘時，才出土了極為罕見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殘葉，經考證為《掌中珠》第14頁第2面。這是目前國內僅存的一面比較完整的《掌中珠》，於2010年5月列入國家珍貴古籍目錄。
除了這片殘頁外，1990年在寧夏賀蘭縣宏佛塔還出土了一片《掌中珠》殘片，該殘片發現時粘在一塊不規則的泥塊上，僅餘西夏文和漢文的對音字。經考證，該殘片為《掌中珠》第四頁第六欄殘片。該殘片現藏於寧夏博物館。
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寶能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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