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中國在成都成功舉辦了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成都會議表明，中日韓三方經濟合作重新獲得強勁發展動力，正在展現出新的合作機遇。
01 中日韓三方經濟合作的新機遇
中國外交部在此次會議結束後發佈的《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簡稱《展望》）文件中指出：“我們一致認為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具有重要作用，將致力於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強化現有國際規則，確保公平競爭以培育良好營商環境。我們重申在2019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領導人會議聯合聲明中的承諾。我們將在RCEP談判成果的基礎上，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力爭達成全面、高質量、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定。”
《展望》肯定了中日韓三國在RCEP框架內的合作，在推進RCEP談判進程的8年時間裡，作為RCEP的參與方，中日韓三國在RCEP框架內的談判中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互動。RCEP成為在較大範圍內中日韓共同參與的重要的區域經濟合作進程。同時RCEP為久拖不決的中日韓自貿區注入了動力。也就是說，RCEP的達成為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為此中日韓合作還要處理好兩個問題：
一是處理好“更高標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展望》中仍然延續以前說法，使用“中日韓自貿區”的概念，但此次文件中特別強調“中日韓自貿區”是“全面、高質量、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而“全面、高質量、互惠”等性質和目標早已超越了傳統的“自貿區”範疇，為此更應被定義為與時俱進的“經濟夥伴關係”。
限於篇幅，該文件沒有具體說明如何才是“全面、高質量、互惠”的。“中日韓自貿區”的“全面、高質量、互惠”的程度是高於、等於還是低於RCEP的標準，是一個值得我們今後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中日韓自貿區”相對於RCEP來說，參與國家只有三個國家，應該說達到更“全面、高質量、互惠”標準的困難和制約因素相比RCEP要少。
二是思考中日韓三國經濟夥伴關係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關係。由日本推動和主導的CPTPP於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儘管中國和韓國沒有加入CPTPP，但因中韓與日本經濟合作的密切關係，可以說通過日本已經與CPTPP有著間接的聯繫。無論是從塑造全球經濟的新規則、新規範還是“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的角度，CPTPP對中國、韓國等大型經濟體都有很大影響。中韓是否參與、以怎樣的方式參與CPTPP也是一個三國建立經濟夥伴關係要思考的問題。
02
中日韓經濟合作與RCEP與CPTPP的比較研究
將中日韓經濟合作與RCEP、CPTPP三者關係進行比較研究，有助於深入研究中日韓合作這一重大議題。因此不僅要比較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而且還有必要將RCEP、中日韓自貿區以及CPTPP三者進行比較研究。
近兩年，在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和其他三國都參加的重要多邊場合，三國領導人都強調在當前世界大勢下合力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重要性。如果進行比較研究，中日韓各自在涉及自貿區問題上的考慮是存在差異的。
（一） 中國對RCEP展現出積極主動的態度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積極參與RCEP談判進程，並推動參加RCEP的各方在2020年正式簽署、完成各國國內審批和儘快實施RCEP。中國希望藉助RCEP有助於加強與日本和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關係，尤其是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構建。
（二）日本在CPTPP和RCEP之間定位中日韓FTA
由於日本與上述三大區域經濟夥伴關係進程都有關，因此日本對三個自貿區的關係進行了綜合考慮。日本的考慮是，儘管美國退出了CPTPP的前身TPP，但是原TPP餘下的11國沒有退出，而是形成了CPTPP。CPTPP與北美的美墨加經濟區、歐盟等超大型經濟集團相比，經濟規模要小很多。但是，在新的貿易規則和貿易規範方面，CPTPP具有優勢，體現出更“全面、高質量、進步”。在貿易保護主義猖獗、WTO陷入麻煩的情況下，CPTPP在“跨亞太”的11國的這個小範圍內維持以規則主導貿易的局面，並有可能把這些規則外溢或者擴散到非成員國，也會由此吸引新的國家參加CPTPP。RCEP遠比CPTPP的經濟規模要大，僅從市場規模的角度，RCEP對世界貿易大國日本也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認為，“日本雖然也不希望讓RCEP的貿易自由化程度比CPTPP低，但與之相比，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市場對日本有更大的吸引力”。他還指出，日本政府並不會因為印度退出RCEP而退出RCEP。但“RCEP談判的趨勢對日中韓自貿協定談判也有影響。因為日本打算在RCEP談判達成協議的基礎上，讓日中韓締結FTA，在CPTPP和RCEP之間定位日中韓FTA。”川島真的這個觀察當然是日本視角，他展示了日本當前的自貿區戰略：基於CPTPP、RCEP，並推動中日韓自貿區。
當前日本在全球貿易體系中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日本與特朗普的美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大局已定。與歐盟，日本也安排好了未來的貿易關係。由於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中樞，即WTO上訴機構發生了問題，加拿大和歐盟簽署了《臨時協定》。加歐雙方希望世界其他貿易大國參加這一協定，一起應對WTO的危機。由於離不開WTO上訴機構，如果WTO上訴機構的危機在2020及其後加重，日本在未來參加加拿大歐盟《臨時協定》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對日本來說，在2020後有一個大的全球自貿區機會在等著，那就是與脫歐後重新獲得對外貿易主權的世界經濟大國英國談判《日英自貿協定》。《日英自貿協定》已經提上他們雙方的日程。
（三）韓日貿易摩擦下韓國積極參與RCEP
韓國與日本一樣，與美國、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已經有了新的貿易安排。2018年韓國與美國修改了《韓美自貿協定》。2015年生效的《韓國歐盟自貿協定》未來有可能還要進行調整，即使調整後的韓歐新協定對韓歐貿易關係也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韓國最大貿易的考慮是在戰略上構築與朝鮮以及俄羅斯的貿易關係。儘管發展與朝俄關係依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韓國認為這也是其經濟未來升級的巨大潛力所在。與中國和日本一樣，韓國也是東盟的重要對話夥伴國，韓國也在加強與東盟之間基於已有自貿協定的貿易關係。與中國一樣，韓國也十分需要RCEP。韓國與日本在2019年爆發的“貿易戰”顯示，韓日貿易關係充滿了深層問題，即韓日經濟之間的競爭性大於互補性。韓日之間的貿易問題是未來中日韓自貿區的障礙之一。
03 “以全球大視野”更新中日韓三國經濟夥伴關係
2017年9月26日，法國剛上臺的總統馬克龍在巴黎名校索邦大學發表以“更新歐盟”為主題的演講。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重要講話。上臺以來到今天，面對包括英國“脫歐”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挑戰，馬克龍力推歐盟改革。
馬克龍等歐盟新一代領導人主導的歐盟改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中日韓三國合作的視角和路徑，中日韓之間的合作也要根據變化的形勢更新。2019年12月23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安倍時指出，“應堅持以全球大視野思考和謀劃兩國關係”。為此我們也需要從全球的角度看待中日韓三方經濟夥伴關係及其未來。這不僅是因為中日韓在世界經濟中都具有全球重要性，而且是因為中日韓經濟合作的未來與全球經濟的未來息息相關。從“全球大視野”和更新中日韓合作的角度，本文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中日韓三國應該謀求建立起具有引領全球經濟的新一代的貿易安排。中日韓合在一起的經濟力量不僅與美歐三足鼎立，如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日韓有可能領先美歐。但是，目前的中日韓貿易合作卻與這一理論上或者統計上具有的集體力量不相匹配。為此中日韓自貿區不能滿足於處在CPTPP和RCEP之間，不能滿足於基於RCEP的“務實”合作。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危機惡化的情況下，中日韓三方合作能否提供替代性的、有助於未來全球貿易治理或者全球貿易秩序的新安排，值得探討。目前，中日韓可以探討通過談判一起參與加拿大歐盟締結的替代WTO上訴機構的《臨時協定》，以具體行動支持WTO的改革。
第二，“高質量”是中日韓經濟合作的共同抉擇。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追求“高質量”的階段。這一點要貫徹到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中，尤其是要貫徹到與日本和韓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日本和韓國也要充分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這一新階段。從中國的角度，追求經濟增長的高質量，意味著中日韓之間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減少，更有利於雙方合作。中國要在與其他國家建立的貿易關係中體現和重視“高質量”。
第三，在21世紀20年代開啟的時刻，中日韓需要重啟“東亞共同體”或者“東北亞共同體”。新啟動的“東亞共同體”或者“東北亞共同體”應該將面向全球的東亞夥伴關係作為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內核”所在。“中日韓自貿區”的概念要不失時機地提升為“中日韓夥伴關係”。其次，中日韓三國應力求相互協調各自推進的地區及全球貿易和經濟日程。為了減少誤判和減少衝突，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韓國的“新北方新南方政策”、日本的“安倍經濟學”之間“對接”的核心，是宏觀經濟政策間的協作，為的是中日韓之間形成一定的共同區域立場。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國持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況下，韓國和日本應該意識到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對於東亞合作的巨大積極意義，接受中國的“共享未來”的建議，把中日韓打造為首先是在經濟領域的命運共同體。借鑑歐盟的經驗，“東亞經濟夥伴關係”應該具有一些基本的支柱性的制度安排。如當前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到日韓等周邊國家，其經濟影響已波及整個地區乃至全球，三國為此可在中日韓合作機制下開展對疫情的聯防聯控，爭取以國際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為突破，開展以經濟合作伙伴關係為核心的全方位談判。若談判成功，期待未來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具有全球意義的《東亞經濟夥伴關係聲明》。
責任編輯/郎亞嬌 徐坤陽
作者：龐中英，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來源：《東北亞學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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