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職業“革命黨人”，是從晚清開始的。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正式表明這種“職業”已完全組織化、公開化。
這些大清國“叛徒”，絕大多數出身良好，多來自地主、士紳、官僚乃至華僑家庭，家境本身是比較優渥的，以至於唐德剛說同盟會帶有濃厚士大夫氣息。但是，為了避免牽連，很多都與原家族劃清界限，除個別有官費，多無正式工作，不名一文，流亡海外。說好聽是“留學生”，可按時下標準實際就是“社會盲流”，連生存都難有著落。這些，看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就很清楚。
典型如“民國元勳”章太炎，1906年流亡日本時，擔任革命黨“核心期刊”《民報》的總編輯兼發行人要職，但收入實在微薄，以至於這位已近40歲的國學大師，三餐還要靠“鹽篤飯”撐持——所謂“鹽篤飯”，乃浙江方言，指的是拿筷子蘸一小碗鹽就著下飯。而這還算小奢了，屢屢連這樣的飯都吃不上。連孫先生的老婆孩子，一度都靠與他反目的長兄孫眉養活，遑論其他人。
章太炎
但搞革命，是要巨大開銷的。要場地、要動員、要招兵、要軍火、要餉銀、要組織化、要撫卹烈士，有時還真的請客吃飯，開支是天文數字，若單靠動嘴皮子靠理想主義，武昌門一塊磚都辦不下來。而且，革命又不是當土匪，沒錢時就打家劫舍、殺官佔衙門幹上幾票，很難像太平天國前輩一樣徹底放飛。
所以，晚清革命黨是窮黨，一直經費奇缺，以至於極大地阻礙了革命事業。在一些民國史中，經常會提到說，革命陣營不能團結，“9次反滿軍事起事中8次失敗”，核心原因都是窮鬧得。但革命最後，馬到成功傳檄而定，也離不開資金的支持。
正如唐德剛所說的，廣義上的“辛亥革命”，是涵蓋清末民初中國革命全過程的，實際長達10多年。只是，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了：如此漫長歲月，鉅額革命經費到底從哪來的呢？
從現有材料看，革命黨本部的日常開支，以及一些零散經費，是靠革命黨人繳納會費支撐的。
是的，革命除了獻身，還得交錢。據範泓先生研究，從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成立大會通過的《同盟會章程》看，所有報名入會者，都需要至少交納1元日幣，充當會費與年費。這筆錢，主要應付彼時設在東京的同盟會本部日常開支。
據當時留下花名冊，1906年的同盟會會員登記在案，總共有956人。比較慶幸的是，這些人不少是留學生，年齡多在20至40歲之間，且一些還是大清政府公派，從政府中可得月餉在10—30元左右，拿出其中1元錢去“帶路”，壓力不大。而據孫中山1906年11月22日書信，那時同盟會本部省吃儉用，所需經費每月僅日幣幾百元而已。
而且，革命黨老早就懂“攤派”之道，除了1元會費是硬性要求外，還有霸王硬上弓式的所謂“捐款”：會員年收入在200元以上的必須捐5%；年入高於1200元的捐10%。當然，革命黨人連命都不要了，哪還會吝嗇錢物，為了革命事業很多人毀家紓難，平日任務也多“自掏腰包”的，羞於找公家要錢“報銷”。
“革命黨人”魯迅
所以，早期同盟會，雖然平地而起捉襟見肘，可也能勉強支撐。內部會費及捐款，雖嫌微薄，可也足以撐持早期的革命事業。畢竟，那時還不大需要動刀動槍，無非印印報紙，耍耍嘴皮子，搞搞宣傳。
我們還可知道的是，在革命黨人不斷鼓動、《民報》等刊的得力宣傳，及其彼時“反清仇日”思潮盛行下，革命黨收到社會不少慷慨捐助。這項來源是大頭，如虎添翼。
1905年11月26日，機關刊物《民報》創辦，革命黨有了“喉舌”。革命黨人本多牛掰的知識分子，宣傳機器一開動，順理成章博取了社會大眾同情。他們也擅長許諾，對於現實主義者就拿“革命即生意”撬開心扉，甚至說出押寶革命“比跟清政府捐官買頂子更有利可圖”之類的誘語，社會捐款得以猛增，資金可說源源不斷而來。
搞革命，千萬不要忽視“造勢”的功用，比如《民報》這種報刊。一方面，它本身會盈利：第一號出版時，只印了5000冊，到了次年即1906年5月份發行第4號時，印刷就達到了10000多冊——要知道，民國時代第一大報《申報》直到10年後，全年發行量才不過2萬餘份。如按“發行量就是定價權”的經驗法則，顯然是有盈利的。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其煽動力。那時的《民報》定價為0.2元，發行量逐日擴大，宣傳力度與日俱增，同盟會的社會影響力不脛而走。比如，1905年7月，大清為挽民心做姿態，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多好的佈局！結果《民報》出擊寸草不生，幾篇文章下來就讓這事變得滑稽起來。
當時晚清“上流人士”
而且，彼時社會狀況也太刺激人心，也讓人們願意義務扶助革命黨人。1906年前後，日本文部省配合大清，頒佈《清國留日學生取締規則》，群情激憤。繼之黨人陳天華跳海自殺抗議，輿論愈譁，反清仇日情緒瀰漫海內外。人們對大清政府越絕望，就越願意支持革命黨，是以同盟會“捐款源源不斷而來，雖然每筆的數字都不算特大”。
1906年底《民報》週年大會，參會讀者6000人，當場捐款181人。稍後，收到世界各地華僑匯來捐款230多筆；其餘，還有不少私人大筆捐助，譬如1907年，日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就捐款了1萬元，直接資助惠州起義。甚至，後來有檔案解密，同年大清重臣肅親王善耆，竟也託人來無償獻款上萬元，“只為表示好意”——這也許算是“內賊”吧。
所以，中期的同盟會，因起義多較小型，經費也還算充足。只是，好事多磨好景不長，不久之後，隨之孫中山被迫離日、《民報》被封、章太炎入獄，革命黨失去中心人物，缺乏有力領導，近乎一盤散沙。
由此，辛亥革命黨人也半正式地告別日本，始將戰場徹底搬回國內，與大清政府正面交鋒。
作為“造反派”，辛亥革命黨人還有一項偉大創新，就是發行債券，且主動深入募集資金，最有利地支撐起辛亥革命所需花費。
革命黨人從同盟會組建到武昌起義成功，在這6年內，總髮動9起較浩大的起義。這種起義，都是直接的軍事對抗，可想而知花費得多巨大。對於謀劃與籌集經費問題，近代史學者的一大共識是，孫中山先生用心最多、貢獻也最大。
如今社會輿情，喜歡做“翻案文章”，總對孫先生冷嘲熱諷，甚至不惜編排各種段子消遣，這是不公正不厚道的。基本可以說，孫先生是革命組織幕後的“財政部長”，沒有他辛苦設巧搬來的經費支持，革命事業舉步維艱。
是的，革命黨9次重大起義，孫先生親身參與的，只有潮州黃岡的那一次，但他並非逃避。革命本身是有分工的，他作為頂頭“領導”、一介書生，並不擅長軍事，所以前線工作基本委託給黃興與胡漢民，自身則四海八方奔走，一心做黨建與募款工作。尤其是籌款，他的能力與貢獻，是無人可及的。有人開玩笑，說他是民國“推銷第一人”。
他有經驗、才幹與魅力，解決革命的後顧之憂。他的手段，主要有二：其一，就是發行“革命債券”。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初，他就在施行這個計劃，印製各類債券，承諾在革命勝利後分5期每年1/5的本金加利息，還給“投資者”。不管是投機也好，真誠也罷，這項舉措讓很多大官僚、資本大亨為之心動。例如，1906年2月，他在法國逗留，竟能從法國金融圈那弄回一筆大款。
史學家唐德剛與張
其二，就是“動嘴皮子”，遊走世界各地，募捐遊說。比如在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這1年間，南方3省發動6次起事，他個人就籌措到了港幣20多萬元，更是結交了張靜江等富豪“好友”——那次張一人就捐了5萬元。1907年防城起義，他遊說越南華僑捐款成功；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他在美國單筆募集到3萬元。
當然，最大項來源，當然是來自南洋的募捐。例如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花費達19萬，這錢就多是孫先生從南洋等地募集而得。後來有史家統計，同盟會時期革命黨人發動8次起義，經費約在47.9萬港幣左右，主要來源即海外華僑，而孫先生的貢獻最得力。
但是，還需要下一腳註的是，孫先生為了籌措這些經費，是極其辛苦乃至屈辱的。
不僅奔波勞累，連本黨同志也會懷疑他做手腳，他往往只能打掉牙齒和血吞。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就講過，為了更好籌錢等，他不惜加入“洪幫’(致公堂)當‘洪棍’；1896年的‘綁架案’，差點讓他送命；
1904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他一文未籌到，為了省錢，不得已形單影隻、忍受飢寒，躲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白天就出去打零工，遭遇各種歧視；就連辛亥革命成功之日，電報拍來時，他當時都正在餐館端盤子。唐德剛說，“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以說，孫先生確實可堪稱整個民國時代，最偉大也最成功的“推銷員”與遊說家，不名一文，還是政府通緝犯，卻僅憑著一張利嘴，就使得鉅額經費四面八方湧來，足擋千軍萬馬。說他是“孫大炮”，真名不虛傳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