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王小波逝世22週年。
22年來，王小波從一個作家變成一種現象，他的作品替他俘獲了無數讀者。
4月11日19:30-21:00，新經典文化舉辦了一場“王小波之夜——朗讀分享會”，邀請深愛王小波的讀者，帶上一本最愛的新經典版王小波作品，圍坐在一起閱讀、暢談。在這裡，王小波不屬於任何人，王小波屬於每一個人。
當晚，李銀河也來到現場，並做了發言：
到今年4月11日，小波就離世22年了。這22年間，王小波從一個作家變成一種現象，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在新京報去年年末搞的一項公眾票選改革開放四十年好書排行榜上，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被選為第二名，第一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好幾個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學生借閱最多圖書前十榜單中，都有《王小波全集》；22年間，小波的小說、雜文一版再版，出了不計其數的版本，外加無數盜版，簡直鋪天蓋地；用王小波作品撰寫的博士、碩士論文以及研究專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官方文學史不知如何評價王小波、不知如何為其定位（不知道該把他歸入哪一流派）的尷尬中，王小波的作品在荒蠻的曠野自由自在，野蠻生長。
王小波現象的出現在我看來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王小波的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很難定位，就像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先生所言：“王小波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個異數。”他既不屬於現實主義，也不屬於浪漫主義，看不出路數，看不出師承。有些蛛絲馬跡，但都沒有實錘。例如在《我的師承》一篇中，小波列出的人都是些走背字的翻譯家和前詩人：穆旦啊、王道乾啊，他喜歡的小說家也很少有人提起：卡爾維諾啊，杜拉斯啊。從我平時與他的接觸中可以確知，他跟所有的中國作家都無關，我沒發現他真心佩服過任何一位中國作家，但絕對不是源於傲慢和輕薄，而是因為他的評價標準是世界文學通用的標準，如果中國沒有人到達那個高度，他就無法違心地讚賞。王爾德有過一個文學評價標準，大意是文學沒有什麼這流派那流派，只有兩派，一派是寫得好的，一派是寫得糟的。我想，小波的文學是屬於寫得好的一派，所以它才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其次，王小波的思想雜文是在改革開放時面世的，而那恰好是中國70年來思想最為活躍、言論最為自由的一段時間。小波的文字在小說之外，有一項重要內容是雜文，是魯迅式的思想小品，常常是對時弊的針砭，對文化傳統的批判，夾敘夾議，妙語連珠。馮唐有一次參加了一個活動，回來對我說：“今天一個活動上又聽了小波的一篇雜文被閱讀，寫得還是真好。”馮唐這人是相當狂傲的，輕易不會說誰的東西好，曾以金線論得罪了所有的作家。連他都說好，那就是真好了。記得一件軼事，有一陣小波給《三聯生活週刊》寫專欄，每週他的稿子一到就引起一陣騷亂，編輯部的年輕編輯們爭相傳看，擊節讚賞，因為他的雜文思路新穎奇異，文字風格獨特，引起人們先睹為快的衝動。
再次，王小波的生活方式在當時使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從1950年代以來，所有人的安身立命方式只有進入機關、學校、企業或生產隊，總之要進入一個單位才能存活，那裡有人發工資，被人管理。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自由職業，王小波從人民大學辭職成為自由作家，這在當時還是一個需要勇氣的選擇，有好幾篇關於他生平的文章論及他的這一全新的生活方式選擇。其實全世界所有的作家全都是靠自己收入養活自己的，像中國作協這樣發工資寫作的事情是十分罕見的。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如果被人養起來，就不好意思說人的不是，就不自由了。而在王小波心目中，寫出真實的想法、說出真實的看法是他的寫作要守護的底線。不自由毋寧死，這不僅是一般人的底線，更是一位生性敏感的作家的底線。小波選擇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是他嚮往自由寫作的必然之選。現在我們的社會已經有越來越多自由寫作、自由生活的人，這是中國社會變遷的真正希望。
此外，王小波與我的愛情故事似乎已經成為經典。有一次，我偶爾看到一個相聲節目，那人說：有個作家把給女友的情書寫在了五線譜上。這說的不就是我們的故事嗎？文學評論家餘傑有一次說，他覺得在王小波的所有文字當中，寫得最好的還是他寫給我的情書。這個評價當然不那麼公正，也許與餘傑說這話時正在談戀愛有關，但是從後來《愛你就像愛生命》是小波所有書中賣得最好的一本可以看出，王小波現象當中，我們的愛情故事也的確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
在王小波逝世22年之際，讓我們共同懷念他，閱讀他的文字，理解他的思想，分享他為我們創造的奇妙無比的精神世界。這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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