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是我國首屈一指的翻譯家，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他不僅中譯作品頗豐，而且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學方面居功甚偉。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共同獻身翻譯事業半個世紀，從《紅樓夢》《離騷》《儒林外史》《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到魯迅、巴金、沈從文，讓西方人讀懂了紅樓舊夢、魏晉風骨，讀懂了中國文化。另一方面，楊憲益完整的中譯作品共有九部，均為世界名著，且在成書年代、語言、體裁等方面跨度極大。這些作品充分展現了他包攬古今、學貫中西的素養和筆力，更打開了中國讀者閱讀西方經典的窗口。今年適逢楊憲益逝世十週年，世紀文景首次集結他的完整中譯作品，出版《楊憲益中譯作品集》，世人得以全面地領略近代翻譯大師的風采。
《楊憲益中譯作品集》（全五卷）收錄了楊憲益翻譯的《奧德修紀》《鳥》《凶宅》《牧歌》《地心遊記》《羅蘭之歌》《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近代英國詩鈔》等九種作品，上至西方文明發源的古希臘時代的史詩、戲劇，下至近現代歐洲工業文明崛起之後的新式文學體裁——科幻小說及現代詩歌，可謂時跨古今、無所不包。其中，《凶宅》《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等均為楊憲益獨家的珍貴譯本，而《奧德修紀》《地心遊記》《近代英國詩鈔》等經典作品已然斷版多年。
這部作品集將篇目依年代體裁整合為五卷。《奧德修紀》採用突破性散文體翻譯，是西方文明源頭——荷馬史詩獨一無二的譯本；《鳥·凶宅·牧歌》涵蓋了“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唯一神話類作品，影響了莎士比亞的普勞圖斯之代表性喜劇，及但丁、雨果追懷的古羅馬桂冠詩人維吉爾的揚名之作；《羅蘭之歌·近代英國詩鈔》是中世紀英雄史詩與現代詩歌的隔空相遇；《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囊括了愛爾蘭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的兩篇經典作品，既有對歷史的回望，也有對現實的批判；《地心遊記》則是科幻小說之父儒勒·凡爾納代表作品之一。
回首往昔，楊憲益的譯本成稿雖早，卻久經淘洗，自問世以來便哺育了一代代讀者。楊憲益的早年教育便可謂國學、西學共冶一爐，在牛津大學時更受到古希臘羅馬文學和英法文學的專業訓練，有著豐富的中外互譯經驗。他的翻譯以“信”和“達”為首要原則，舉重若輕、通達雋雅，可讀性強。譯作各具魅力，不單是文學名篇，更是歷史記錄，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文學風貌。據悉，《奧德修紀》《地心遊記》《鳥·凶宅·牧歌》已經上市，《羅蘭之歌·近代英國詩鈔》與《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兩卷即將出版。
譯著等身的另一面，是楊憲益、戴乃迭伉儷沙龍交際，攜掖後輩的佳話。臺灣音樂人侯德健曾在《楊憲益二三事》一文中回憶到，“1980年代，‘混跡’於楊憲益家的還有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大使、專家，也有楊憲益的老朋友們——1940年代，一群知識分子曾在重慶搞過一個‘二流堂’，後來隨著大時代的變遷而搬到了北京，從重慶‘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楊憲益始終是其中一位並不怎麼活躍的成員。‘文革’結束後，老朋友們又開始互相往來了，楊憲益把自己家的聚會戲稱為‘新二流堂’。”
彼時的聚會上，既有黃苗子、鬱風、丁聰，這些民國時期便結交的好友，還有很多在華的留學生以及兩人的中國同事和學生。當年供職於外文局《中國文學》英文版編輯室的編輯胡志揮告訴筆者，作為刊物主編的楊憲益不僅是他的領導，“有的時候更像是師長和父親。”他回憶說，無論是外國朋友還是中國朋友，只要是到他家去做客，夫婦兩人都會拿出威士忌或是白蘭地，“所以常到他家去的客人都知道，別的東西都不用帶，只要帶一瓶酒去，就可以聊天了。”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志揮同楊憲益夫婦和女兒都私交甚篤，1999年戴乃迭去世後，楊憲益甚至把夫人生前用過的墨鏡全部交由胡志揮收藏。
楊憲益將夫人戴乃迭生前用過的墨鏡交由胡志揮收藏保管
以下是胡志揮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的口述：
1950年代我第1次來北京工作，當時是在俄語學院教書，教俄語（筆者注：1955年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改為北京俄語學院。1959年北京俄語學院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合併成立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設俄語等6個系）。1969年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後，中蘇徹底交惡，我就被調到了新華社攝影部工作，就是給一些圖片配英文說明，也做一些翻譯的工作，英翻中、中翻英都會做。我在新華社呆的時間並不長，因為我是一個教書的，覺得呆在那裡有點大材小用，所以就跟領導提出來，還要回去教書，於是被調到了科技大學，在錢學森手下為他的研究生班培訓外語。再後來我就到了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又認識了錢鍾書先生，他和楊憲益先生是朋友，當年都在英國牛津讀過書。
1979年春，錢鍾書向楊憲益推薦了我，到楊憲益主編的《中國文學》英文版當編譯，開始翻譯英文版的《中國文學》雜誌，算是楊先生的同事了。我們的關係是多方面的，既有師生關係，也像父子關係，他知道我的英文很好，對我很關心。其實，在社科院的時候我就認識了楊憲益，那個時候要編譯介紹外國古典文學的書，就請他來翻譯。
楊憲益知道我祖上便是專門從事翻譯工作，向外介紹中國文化的，我的太公胡可莊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後來在北京燕京大學做教授。我本名叫胡紹渭，渭水在長安旁邊，姜太公釣魚的地方，取這個名字是因為生我的時候，祖父做了個夢，夢到一個漁夫來到家裡，告訴他有孫子了。我懂事後，覺得姜太公80歲才成就一番事業，我等不了那麼久，就改名為胡志揮，祖父老和我講做人要“三立”，立德、立言、立功。我說我不要三立，我要“三揮”，想、說、做。
胡志揮與楊憲益（右）
作為翻譯，楊憲益是我們最好的領頭人。我後來和他聊天，他告訴我當年留學的時候並沒有想要把中國文化介紹到國外去，而是想要把國外文化介紹到中國來。他當時覺得通過學英文學習西方文化的根，那就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回到國內後，當老師也會講一些古希臘古羅馬的東西， 1943年他和夫人去了國立編譯館，共同翻譯《資治通鑑》，這才是他們合作以翻譯為職業的正式開始。解放後，編譯館被取消，他們二人又一同參加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全力以赴搞翻譯，做了大量中翻英的工作。除了文學作品，也翻譯了一些別的材料，有些並非是出於他們的本意。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周恩來總理對楊憲益說，他過去翻譯的東西還可以重新出版，要讓外國人知道我們對外國優秀文化還是尊重的，不是要掃地出門。那如果要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找誰呢？錢鍾書就推薦了楊憲益，沒有人比他更合適了，他也當然願意做這些事，這本來就是他的做學問的本行，那時候他便經常在社科院的圖書館裡查資料。
胡志揮家中收藏的“熊貓叢書”
“文革”結束以後，改革開放。我們做翻譯就不像過去的時候翻什麼都不能由自己決定。按我們個人喜好做些翻譯的工作就多了起來。1981年楊憲益在《中國文學》出版社主持出版了一套“熊貓叢書”，這個項目就是對著英國“企鵝叢書”來的，當年陸續推出了一百多本高質量的英文版中國經典著作。1984年張賢亮發表了小說《綠化樹》，戴乃迭看到後就很喜歡，想把它翻譯成英文，放在“熊貓叢書”中。但前言裡張賢亮引用了一句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中，第二部《一九一八年》裡的一句話話，形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如何困難，“要在水裡絞三絞，在血裡滾三滾，還要再在苛性鹼中煮沸三次。”當時她來找我商量這句怎麼翻譯合適。
張賢亮小說《綠化樹》英譯本
戴乃迭對楊憲益是頂好的，對他毫無怨言，無論是外國朋友還是中國朋友，只要是到他家去做客，夫婦兩人都會拿出威士忌或是白蘭地。所以常到他家去的客人都知道，別的東西都不用帶，只要帶一瓶酒去，就可以聊天了。比如翻譯《紅高粱》的葛浩文來見先生，就會帶一瓶過去，兩個人邊喝邊聊。葛浩文翻譯蕭紅的《呼蘭河傳》，還是楊先生讓我來幫忙做的校訂。楊憲益夫婦非常好客，也願意幫助別人，別人家有什麼困難找上門他們一般也不會推脫。
說到“新二流堂”，“二流堂”這個名字是抗戰時期在重慶，郭沫若給他們起的。（上世紀）80年代後，大家又可以長聚在一起，楊先生家其實也不是很大，也就三四間，但他們夫婦就是好客。（上世紀）90年代以後，他們兩位基本就不做翻譯工作了，就是廣交朋友。我和楊憲益先生既是同事，上下級，也是父子感情一樣的。1999年，戴乃迭去世後，他甚至把夫人生前用過的墨鏡全部交給了我留念。2009年，他過世前也給我留了個紙條，對我寄予希望，希望我能夠在翻譯工作上再發揮些作用。
《東周列國故事選》英譯本
中國有句古話，“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楊憲益很早就和我說過他自小深受儒學經典《左傳》的影響。成年後，他赴英留學，讀的是拉丁文。不久，拜讀荷馬的名著《奧德賽》後，雖覺非常出色，但總感到《東周列國志》的故事內容遠比它精彩、深遠得多。為此，他頗想把《東周列國志》譯成英文，推向世界。但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後奉命英譯《紅樓夢》，完工後他已步入老年，力不從心了。 我這二三十年來一直就在為他的這個夙願忙碌。1990年，我在他的推薦下，完成了《左傳》全譯本的英譯任務。接著，1992年，又是在他的建議下，作為練筆，用英文編寫了一本漢英對照的《東周列國故事選》。在我翻譯《左傳》之前，有一個英國人翻譯過，但我並很不滿意。從1983年開始著手翻譯《左傳》，完工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楊憲益給我寫的序言，他認為自己曾把國外最好的著作介紹進來，而我的工作則是介紹中國最好的著作出去。他給我寫的序言，落款就是楊憲益姓名的漢語拼音拼寫，我們都不起外文名字的。
楊憲益漢語拼音落款
在外文局，我也結識了巴金先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有6箱自己淘來的書都被燒掉了，我這裡還有一個發票，是紅衛兵當年從我家裡把書都帶走，是僱了一個拉車的，拉車的給他們的發票。巴金知道後就讓我留下這張票據，因為當年他家裡也是類似的情況，所有的書都被拉走燒掉了。巴金要建中國現代文學館，他說這些票據應該展示在裡面。當年他說這座文學館不要弄成一個博物館，他希望這裡是完全向公眾開放的，把作家們的書都放在一起，誰來查閱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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