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管以上的這些觀點孰是孰非，《論衡》一書中對於文論的各個方面確實均有所涉及。比如王充在《自紀篇》中強調寫文章一定要通俗易懂：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
王充強調寫文章要讓別人讀得懂，否則的話作品會變得沒有意義，他認為寫得高深典雅的文章即使努力地去閱讀，但真正能夠留下深刻印象的卻很少。對於這種觀念，他在《自紀篇》中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王充撰《論衡》三十卷，民國十四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書牌
王充認為語言就是說話，而說話就是為了講清楚道理，可是由於口說的話很快就消失了，所以人們才把它寫成書面文字，如此說來，語言應當與書面文字相同才對，而有的人非要寫那些深奧典雅的文章，這使得後世難以瞭解這種文章的真實表達，這種做法顯然不對。
然而王充的這種刻意通俗反而又引起了後世的懷疑，比如清梁章鉅在評價《論衡》時說：“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為，故餘每竊疑其贗作。”（《退庵隨筆》卷十七）看來梁章鉅在讀《論衡》時，感到該書不像東漢時期的作品，他懷疑這部書有可能是後世的偽作。顯然，梁章鉅沒有細讀《自紀篇》，因為該篇中除了以上的引用之外，王充還在多處講述過寫文章一定要通俗。當然也有人會說，梁章鉅也會看到《自紀篇》中的這段敘述，但他完全可以認為該篇同樣是偽作，更何況文本不能自證。
其實，《論衡》確為漢代作品，這一點在歷史上有著不少的旁證，比如《後漢書·王充傳》的注引中有謝承說過的一段話：“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后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同樣是漢代的蔡邕曾經得到過《論衡》，認為該書內容寫得很好，於是密藏起來，而後以此來作為自己談資。再後來三國時期的王朗也得到了一部《論衡》，他也跟蔡邕一樣，偷偷地看，而後轉化為自己的語言跟朋友們交談。王朗談吐的突然長進，讓朋友們都覺得疑惑，他們認為王朗不是遇到了高人，就是得到了奇書，於是朋友們進一步追問，果真王朗說，他是讀到了《論衡》。
王充撰《論衡》三十卷，民國十四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卷首
以上的這兩個故事，可以佐證早在漢末，《論衡》就開始流傳，說明該書絕非漢代以後之人所偽造者，更何況這兩個故事其中的細節也是後世津津樂道者，比如北宋人楊文昌在刊刻《論衡》時，寫了篇序言，此序中也引用了以上的故事：“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秘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
看來，歷史的傳聞確實是前疏後密，到楊文昌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就多了對話內容，情節也變得有趣了起來。蔡邕得到了《論衡》之後，只是偷偷地讀，然後與人交談，有位朋友不相信他有這麼快的長進，於是趁他不備，去他的住處尋找，果真找到了《論衡》一書。此人隨手就把該書拿走了，蔡邕知道後，叮囑這位朋友說，這本書只有你我能看，不能流傳給他人。
顯然，由以上可證，早在東漢末年，《論衡》就已經引起了世人的關注。而該書的作者王充也是東漢人，因此，梁章鉅懷疑該書為後世偽造，顯然沒什麼道理。不過，從另一個側面來說，梁章鉅的懷疑也正說明了該書在通俗性方面是何等的成功。以至於胡適在《白化文學史》中對王充給予了這樣的評價：“王充是主張通俗文學的第一人。”對於王充的這個貢獻，胡適又在其書中給予瞭如下的誇讚：“王充的主張真是救文弊的妙藥。他的影響似乎也不小。東漢三國的時代出了不少的議論文章，如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之類。雖不能全依王充的主張，卻也都是明白曉解的文章……我們總結中古時期的散文的文字，不能不對王充表示特別的敬禮了。”
王充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其實不單純是通俗性這一點，《論衡》中的一些文論觀點，也使得後世的專家學者將王充視為最早搞文藝批評的人。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論衡》一書為“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詹安泰在其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中說：“自周秦以來，文學尚未能離開哲學或其他學術而獨立，《論衡》所謂‘文學子游子夏’（《先進》）的文學，是指一切學術來說，文學的含義是很廣泛的。一直到了王充，才把文學逐漸獨立起來，有它本身的意義和範圍。王充雖然未能將文學下了一個定義，但他卻為文學批評建立了初步的原則，作為文學批評一全開端者，王充在文學上這一創造是有他偉大的貢獻的。”
王充墓位於浙江省上虞市章鎮林岙村，這一路的尋訪還算順利，一路跑下來，沒有耽誤太多的時間，以我的急性格，不願意在太陽西下之前就停住步伐，在紹興訪完劉宗周故居，此時僅是下午三點，於是乘車前往上虞，準備先去找王充墓。
在上虞車站跟出租車商談我的行程，這個長途站出租車並不多，然而乘車者也同樣很少，我剛走出站口，就被幾位出租司機擋了下來。我掃了一眼，看到其中一位較為面善，於是坐上他的車，而後向他出示我的行程單，此司機看了一眼後說不認識這個去處，接著就讓我下車，我不明白這是怎樣的邏輯：難道我所去之地有什麼老虎不成？
沿此前行
無奈，只好上了另一輛出租車，這個司機倒也誠實，他說我所找的林岙村未曾去過，也不知具體位置在哪裡，但他可以一路打聽。我覺得這種態度比較誠實，於是讓他開車前往此地而去。林岙村本是章鎮的管轄範圍，於是開車前往此鎮，來到鎮上之後，再打聽林岙村，所問之人均可以指路，竟然如此的好找，那為何第一輛出租司機要拒絕前來此地呢？我問司機是怎麼回事，他解釋稱：上虞不大，所以出租司機只願意拉近活，因為跑長路不划算。我說可以提出划算的價格呀。司機一笑，說並不知道我這麼好說話，如果上一個司機能夠明白這一點的話，他肯定不會拒載。我一向認為自己長著慈祥的面容，看來多日的疲憊讓我臉上的慈祥化為烏有。
看到了標誌
王充的墓很容易就打聽到了地點，剛入林岙村時，就在村邊看到了一塊大石頭，上面刻著“王充墓”，而石頭的後方則是一條長長的林蔭路，路的兩側種著一些松柏，從粗壯程度看，這些植物已經有了一定的年份。沿著這條林蔭路一直前行，路的盡頭就是王充墓所在。
省級文保牌
背面的介紹文字
王充墓佔地約三四畝，四圍沒有圍牆，從外觀看，這個墓園的前面就是高高的兩排樹，在墓旁有省級文保牌，文保牌的背面介紹著王充的生平，上面給王充的頭銜是“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上面還註明該墓是1981年由當地政府在原址重修，並列明此墓的保護範圍為6600餘平米，如此說來，王充墓的整體墓區的面積達到了十畝。
荒草之下
等候我的出租車司機
王充墓的外觀為糧囤形，全部用拱形的石條圍起，上面出簷，而墓頂裸露，正前方立有石碑，上面刻著“漢王仲任先生充之墓”，從字跡上看，顯系當代人手筆，在墓的四圍，我沒有看到相應的碑石或石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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