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經濟學前些年炒得挺火，現在仍有討論的空間。
五常君，經濟學著作等身，有《佃農理論》、《中國的經濟制度》、《五常經濟學》、《新賣桔者言》、《貨幣戰爭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尤其是《經濟解釋》，有五卷本，為其生平大作。還有一些類似散文傳記性作品，如《五十年憶生平》等，洋洋灑灑，儼然有大觀之象。
著作裝幀精美，每每書皮介紹其人曰："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創始人之一"，"殿堂級經濟大師"，是"阿爾欽及赫舒拉發的入室弟子。科斯學者學說的御用闡師。弗裡德曼主持其婚禮的人"，"他少用數學，喜歡赤手空拳，憑自己改進的基礎價格理論縱橫天下。"（參見張五常各個著作，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似乎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僅一步之遙。
我無暇考證這些名頭的真假虛實。但科斯因產權界定、交易費用理論獲得諾獎貨真價實。張五常除由著作獲得聲譽外，也因科斯而託紅實是不虛。
近期閱讀張五常的部分著作，有一些觀點可以反轉來看，試著論證其真偽。此為經濟學理論的可證偽性。通過反觀分析，認為一些經濟理論仍有可疑之處，現舉兩例說明之。
1、 經濟學的三個公理問題
張五常在《五十年憶平生》中說：
最簡單地看，經濟科學只有三個公理。一是需求定律，二是成本概念，三是競爭含意。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提出的鈔票例子今天在西方成了名。一紙百元鈔票在人行路上會失蹤，經濟學的推斷萬無一失。這個現象在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在事前推斷和事後解釋。考慮如下三點吧，一、需求定律說，如果沒有公安在場，該鈔票失蹤的機會較大，因為行人拾取的代價下降。二、如果一個男子有佳人之約，急不及待，他拾取該鈔票的意圖下降，因為機會成本上升了。三、如果路上行人較多，該鈔票出現爭奪的情況會上升----這是競爭的含意。
至此，張五常還補充說：
上述的三項公理基礎，驟眼看來是小題大做，但經濟學的公理基礎就是這麼多----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的理論基礎也只是那麼多。
與經濟學者而言，我是外行，不懂得許多深刻經濟理論。與殿堂級經濟大師張五常言，我更是無知加行外耳。但即使如此，觀此公用一張失落的街道鈔票之簡單小事，概括了三個經濟公理，從而斷言中國經濟改革的基礎理論也僅如此，仍不免讓人大吃一驚。若真如此，不要說現在誇誇其談的諸多經濟學家可以歇業睡覺，也會讓諸多政治家、改革家、其他社會學家等停業休息了。難道事情真的會如此簡單嗎？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從反向角度來考察張五常所說的三個公理的可靠性。
（一）、需求定律問題。
張五常首先提出一個假設說，"如果沒有公安在場"，結論是，"該鈔票失蹤的機會較大，因為行人拾取的代價下降。"
五常的結論貌似有一種因果關係，因為行人拾取的代價下降，故該鈔票失蹤的機會較大。實際上他想表明交易費用下降，需求一定增加的這個定理。
但假設導致的結論或許錯了。若沒有公安在場，而行人拾取的代價不一定下降，可能會上升，甚至上升到不可估量的程度。比如要撿鈔票的人很多，會因爭吵而鬥毆，甚至可能會因此而致重傷或出人命。這個代價有多大？讀者觀眾可以一眼看穿。為什麼說沒有公安在場拾取代價會下降呢？其結果可能會下降，也可能會上升，因此鈔票失蹤的機會較大的結果並不確定。這是對他的經濟理論進行證偽。
由公安在不在場之例，可以拓展地看市場交易理論。市場正常交易必要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原則基礎上。首先，交易雙方必須是自由的，依著自由的意願進行買賣，這是市場貿易的自由理論，沒有這個前提，就不可能有市場的公平和正義。因此說強買強賣是違揹人性的。第二，交易必須建立在誠信的合約基礎上。合約無論是口頭承諾、心裡默認、還是文字約束，形式雖然不同，但實質相同。若有違約，還要有懲罰機制，否則市場沒有規則秩序約束，也就無所謂公平和公正，市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公安在場，即意味著一種規則和秩序的實施，雖然公安有租值消散費用，但這是市場形成所必需的，它不完全取決於需求一方，還涉及供給一方的意願。因此，公安不在，並不意味著交易費用下降，有可能會大幅度上升，導致交易無法進行，這也是亞當·斯密一直強調的，市場有自由調節的"看不見之手"和政府執行公平正義規則的"守夜人"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哈耶克也一直強調，市場中的自生自發秩序。他所謂的自由，同時也意味著法律至上。沒有這些條件為前提，市場就不能存在。故張五常的僅僅假設公安不在場，得出鈔票失蹤概率為大的需求定律是可疑的。
（二）、成本概念問題。
張五常又假說，"如果一個男子有佳人之約，急不及待"，結論是，"他拾取該鈔票的意圖下降"，原因是"機會成本上升了"。
實際上，張五常表述的這個成本概念的例子，可以歸結到他所說的第一條需求定律裡面。實質是機會成本上升，導致交易費用上升，而需求下降。這只是他所說的需求定律的反面而已，屬於一個問題正反面。
僅僅是把成本的概念單獨拎出來說事，我們已經對他提出的需求定律進行了證偽，這個成本問題若是他舉例的一個問題的反面，實際上也已經被證偽。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來推論其結論可疑性。
男子有佳人之約，急於趕路，這是一種成本，也算是機會成本。但面對路上的鈔票是否拾取，是否因此會增加機會成本，即使有增，其大小與程度要綜合計算，才能結論其撿與不撿的概率大小。如果說隨手撿起一百元鈔票，增加的機會成本很小，對原來的機會成本增量並不構成危險，則失去鈔票非但不會增加成本邊際比例，反而會減少，因為失去鈔票的利益增加了，效益與成本的比率上升，因此男子拾取鈔票的意圖不但不會下降，反而會上升。這也就是說，在企業經濟運行中，或大的經濟體制改革中，任何的經濟彎形都會導致機會成本上升，但要不要走，一是取決於企業和政府要考量機會成本增量與效益的增量之比，並不是單純觀待機會成本這一點，這也是經濟學中的"極值"理論的價值所在。除此以外，企業會依照成本和收益算賬。對於國家來說，還有經濟彎形後導致的社會效益，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經濟理論不會像張五常所說的如此簡單。
再者，因果決定原理，甚至會排斥隨機性和概率性事件。企業和政府是否需要彎形經濟行為，增加機會成本，有時不是單純的企業或單方面的政府可以完全決定的，他要受到社會諸因素的制約，這是因果原理已經決定的。不管政府或企業願不願意，結果都會如期發生。歸納到男子撿不撿鈔票一例上，都有其內在的因果關係決定機制。絕大多數並不是成本問題構成絕對的決定決策，成本問題只是決策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故，張五常的成本結論不一定正確。
（三）、競爭含義問題。
張五常繼續假設說，"如果路上行人較多"，結論是，"該鈔票出現爭奪的情況會上升"。這當然就是西方經濟學中常說的資源稀缺競爭理論。
街面上只有一張百元鈔票，如一人看到，自然不會發生爭奪現象。經濟學中常舉孤獨漂流的魯濱遜為例，似乎一人經濟沒有競爭，也就沒有市場，同樣沒有交易費用一樣。同樣多的資源，競爭的人多，其費用必然會上升，甚至由此會帶來爭奪資源的戰爭。
張五常所謂的競爭含義，似乎顯而易見。他也由此推測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
我們將會在下節中專門評價其經濟因果關係。他的這種說法不是從因到果的遞推，而是由果到因的反向運動。但國家走不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並不是以競爭為充要條件，甚至都不是充分條件，反而是因為有了市場經濟，需要產權界定、產品生產、市場交換以及利益追求，這才導致了競爭的存在，而不是相反。
再則，我們也可從返例推導競爭的另一種含義。
當代經濟學的"競爭"有其普遍含義，原因在於人的慾望無限，物質資源有限，在私有制的市場機制中，經濟人要追求利潤最大化，一定會是競爭狀態。而市場機制的有序約束，包括政府的法律，會盡量讓市場呈現公平交換及分配狀態，由此可以導致資源配置的高效率，這是經濟學假設理論的完美性。這個完美的理論能落實多少，究根結底還要取決人心，因為競爭是由人心引起的，所有規則、制度、法律形成的秩序也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礎上的。人們可以建立合理的機制制度，當然也能破壞這樣的制度，破壞制度的心理基礎也顯而易見。比如人的貪慾越來越膨脹，失去良心道德約束，推行狼性的叢林法則，當然會破壞合理市場公平、正義、誠信等道德法則。班固在《漢書·貨值傳第六十》中說："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即便有法律的懲罰機制，但貪慾旺盛時，人們會鋌而走險，導致競爭極端化，市場表現為失靈狀態。
中國古代先賢早就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存在，孔子在其學說中"罕言利"，並不是孔門排斥利益，而是提倡因義獲利，主張德本財末，財利只是德行的自然結果。因為人性體現自私的一面十分強烈，即使不鼓勵提倡，也會膨脹生髮。只有提倡道德仁義等，才能將慾望限制平衡在合理範疇，這是聖人教化的良苦用心。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安定、和諧、幸福和美滿。
西方經濟學以功利主義為原則，他們追求的競爭常常超越道德界限，雖然有時可以促進社會經濟進步，但其破壞力也是巨大的。治國理政需要二者相平衡。
中國有句俗話：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心不同導致所觀待的世界也不相同，依競爭角度來看，自然資源是稀缺的，競爭不可避免；若以謙讓角度來看，則自然又是資源豐裕的，人人有份。同樣的自然資源，在和諧相讓的狀態下，非但不會降低效率，措置資源配置，反而會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經濟平穩發展。真實的競爭含義，不完全是西方經濟學單獨強調的那種競爭理論。故五常先生從簡單的現象總結的競爭含義也會趨於過簡化。
當然，沒有完整的市場機制，沒有競爭，無法衡量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這也是極端化的另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一旦實施，將比起有規則的，即便是建立在短視功利基礎上的制度，非但好不到哪兒去，反而更壞。這一點也許張五常預見到了。
二、市場經濟的起源問題
關於市場經濟的起源即來源問題，即使沒有任何經濟學知識的人也會明白，因為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把這個問題闡述的比較清楚。
首先，他強調需求是生產的目的。斯密認為：
對於人性中某種確定的傾向，即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助交易的傾向，是必然的但極其緩慢、極其逐漸的結果。
人類如果沒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的根本傾向，各個人都需親自生產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須品、方便品，一切人的任務工作全無分別，從而，才能顯現各異的唯一原因----工作的差異------怕亦就不能存在了。
斯密從人的普遍心理常識去概括論述市場起源，除了讓理由順暢外，讓任何人閱讀和理解都覺得自然而調適，他甚至把財富定義為：
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
作為商品市場，起源的心理與形成如斯密所言。而商品市場形態的出現，卻早得無法估計，這一直是經濟史學家們的研究課題。
於西方而言，古希臘時期的城邦，市場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了。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及《法律篇》都可看到，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也有很多描述，並對分工、貨幣、商品價值等都做了深入分析。
在中國，商品市場出現更早，也更早熟。陳煥章先生在《孔門理財學》中提到《尚書》的《洪範》篇列舉了治國理政的八個方面：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其中"食"代表一切農業活動，"貨"代表一切工業和商業活動。以後治史者都將食貨記載為《食貨志》，代表國家全部的經濟生活記錄。尤為可貴的是，將"食、貨"列於人類所有其他活動之前，可見中國古人對經濟生活的重視，正所謂"民以食為天"。
《論語》中顏淵謙虛請教老師如何治國理政，孔子回答說：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對此一文，陳煥章評價說：
這一節為歷代學者所稱道，但沒有人懂得其精義。它的真義同《大學》的最後一章相近，其主題是國家治理和均平天下，只有兩種方法能達到這一目的，即理財與尚賢。上述這一節正好包含了這兩個原則，遠佞人是尚賢原則的反面說法，而所有四個正面陳述都是有關經濟的原則。夏曆最合乎季節，採用它意味著在最佳時節做農活。殷輅最經濟耐用，乘坐它意謂著使用經濟耐用的交通工具促進商業。周冕最漂亮，戴著它意味著提高工藝標準。曆法、車子和冠冕這三樣東西分別涉及農業、商業和工藝。這三句話主要與財富的生產而不是消費有關，而提及音樂的第四句則涉及消費。瞬的韶樂和武王的武樂是古代最好的音樂，仿效它們意味著在最高雅的層面上提高生活水平。而遠離鄭聲只是為了防止縱慾。孔子給了顏淵六個規則，四個是正面的，兩個是反面的。但六條中有五條是經濟原則。事實上，無論是管理諸侯國還是管理大一統帝國，第一就是改革經濟生活，第二是任用賢者，這就是該節的精義，雖然孔子用了形象的比喻。除非我們理解了孔子說的經濟生活，否則我們將如何解釋曆法、車子和冠冕與國家管理有什麼關係呢？按照舊有的解釋，孔子的回答毫無意義。但按照我們的解釋，它說明政府主要關注的應是經濟生活。
從文字中也可見到，在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謂一斑。追尋中國經濟理論的早期源頭，古代或許更有參考價值。
張五常著作中說，為什麼會出現市場？這個問題都讓他思考了很多年，最後在《中國的經濟制度》和《五十憶平生》中卻給出了這樣的結論：
市場的出現是源於一個交易費用市場（運作的費用）替代另一種（租值消散）。
於是他得到一個自認為漂亮的"交易費用替代定律"。五常先生這樣的提法的確會讓令人驚訝。到底是人們先發現交易費用要代替所謂的租值消散來創造形成市場，還是因為象斯密所說的，因為人民的傾向交換的心理，而自發形成的市場呢？如果張五常的發現石破天驚，推翻了斯密的市場起源常識說，那的確算是經濟中的傑出大師了。但事實不會如此幼稚，因為這種常識是在簡單明瞭不過的了。更何況五常引用的"租值消散"概念，許多熟悉市場的人並不熟知。這也許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張五常倒果為因的一個提法，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先有了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尋找各種規律，能更好地服務大眾。市場自由交換的本性，讓交易費用能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比租值消散要少，這個規律是否成立，還要看交易費用的界定，及租值所指消散的原因和邊界，纏來繞去，又是一個大亂碼的問題，一般人搞不清楚，只有天馬行空的人，才會如此想象。
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說到：他在一九七九年發表一篇長文，題目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長文中只申述一點：
資源稀缺，競爭無可避免；決定勝負要有準則，在無數可以採用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
甚至他回憶說，這種規律影響了中國經濟的走向。張五常的這個理論在中國影響有多大，我不得而知。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工業經濟改革產生多大的推動力，我更不清楚。但推究這個理論，實際上不過是亞當·斯密市場理論的一個翻版而已，並無多少誇張之處。
中國農村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始自於安徽小崗村18個衣衫襤褸的農戶用紅手印按下的生死契約，這是農村改革的一個標誌性事件。農民那時的自發行為，決不是因為讀了張五常先生的長文，或許他們對交易費用和租值消散的概念聞所未聞，但他們知道，只有分田到戶才能解決飢餓貧窮問題。那時農民的願望只是為了能吃飽飯，也沒有想象有市場交易這回事。如果說經濟學家的想象力只能做出分田到戶的辦法，那經濟學家的才能與農民並無二致。實際上，農民分田是被逼無奈，是生命原始力量的一種抗爭，一種生命突破。這個時候的創造力，往往會超越經濟學家的理論。
早在三百多年前，英國哲學家、政治學家洛克早就指出，人的生命權是與生俱來的，這是最基礎的人權，保存生命是人的最基礎也是最有動力的訴求。能維持生命的最低限度，則是生活資料必須與人的生命權鏈接在一起，而人們最簡單的生活資料要有自由的支配權，才能維持自由的生命存在，於是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成為人的不可分割的基本人權，存在並彰顯著自然法權利，它早於經驗社會的政府組織，因此是不可被剝奪的自然法權。
小崗村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絕大多數農村的普遍問題，貧窮到生命難以保障，原因是基本生活資料沒有自主的權利，當然也談不上人的自由。於是他們會為自我的基本生命權利進行抗爭，以贏得生存權、財產權和自由權。
那種時代恰恰因為完美的理想，脫離人民生活的現實，將這種基本的人權壓抑到了不能維持生存的地步，因此生命力的抗爭是必然的。改革必然且只能是自下而上，這個時候人們並不需要知道多少經濟知識。
鄧公的倡導市場化改革，是農村社會基層百姓原始生命力集結表達的結果，正如他本人所說："不改革，將死路一條。"我也相信鄧公的改革更多的來源於中國的現實，在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上，只能另闢一條道路摸索前行。市場經濟的道路是唯一可供的選擇，況且在世界範圍內，有許多市場經濟成功的國家例子作為參考和模板。當時的改革家們也許不知道甚至不用知道何為租值消散理論，但這並不影響改革勢在必行。
可惜的是，當時一些當政者和經濟理論工作者，並沒有達到這種自覺。只是因為僵化的理論與完美的幻覺被陶醉和麻木，難以清醒。事實上，這種麻木現在還依然存在。
一些正確經濟理論無疑會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比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的《通論》等等。也有一些經濟理論可能會產生相反作用，蘇聯的高度集權的計劃模式也是一些價值經濟理論引導形成的。這就要求這些理論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更加符合現實和人們的心理狀態。但經濟理論複雜繁多，會共同作用於經濟現象。而決不是哪一條公共價值理論可以起如此大的作用。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所決定的。
綜上而言，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發生的產物，是人們的性格的自然傾向使然，是自發形成的。誠如哈耶克所言，市場機制是自生自發的一種秩序，並不能說是產生於某一條規律或定律，況且這些規律、公理、定理等其背後皆有因果關係存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認識經濟現象，運用正確的規律為大眾謀取福利。
當然，所有事物皆要一分為二的觀看。張五常的"分成合約"、"租值消散"及"產權制度"等理論在當代經濟學中也有較大的含金量，雖然這些概念與運用在他的前人的著作中皆有所表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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