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 記者馮芸清 在過去一年中，從“六穩”到“六保+六穩”再到構建新發展格局，不變的是週期性、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相交織，不變的是高質量發展這個主題，不變的是供給側改革這條線，同時改變的是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顯著增加。
11月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2020”在廣州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在致辭中表達瞭如上觀點。
高培勇認為，不管是“六保”“六穩”，還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其中貫穿的一條主線索，或者說能夠他們看出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就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為應對外部環境衝擊，必須把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作為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考量。
作為華人學者，泰國正大管理學院副院長洪風表示，中國五年規劃是中國特色治國方略，具有重大意義。“十四五”規劃不僅是中國國內的發展藍圖，更是世界眾望所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室主任汪紅駒認為，只要保證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基本穩定，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汪紅駒指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在於：疫情衝擊對主要經濟體的影響巨大；去經濟全球化加劇，使全球價值鏈面臨斷鏈風險，數字技術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上述負面影響；當前我國基尼係數在下降，未來存在不確定性，區域經濟差距很大，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的任務非常艱鉅。
國務院研究室工交貿易司原司長唐元進一步探討了決定我國未來經濟走勢的四個關鍵因素：能否繼續與世界各國保持一體化發展格局，長期積累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能否有效規避，未來經濟增長動能能否有效挖掘，經濟發展能否步入高質量發展軌道。
他建議儘快啟動四項戰略舉措：加快推廣應用改性甲醇燃料；加快文博產業改革創新發展；增發基礎貨幣解決“三農”問題；加快發展城市立體園林生態建築。
聯合國人居署高級經濟學家馬爾科.卡米亞則比較了2000年以來世界各地勞動力生產率增長趨勢，發現亞洲地區勞動增長率快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以後超過世界其他區域。他表示，城市和地區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具體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化，城市中非正式經濟、不平等和住房市場，人與貨物的自由流動，人力資本等。
聯合國人居署高級經濟學家馬爾科.卡米亞。
馬爾科.卡米亞認為，即便近期存在一些負面影響，但長期來看，區域和全球在價值鏈方面的協作與分工依然是主要趨勢。他建議，堅持貿易開放，強化區域性和全球性價值鏈穩定性，提高城市競爭力，城市要培育出生產型、高效的、一致的社會環境，良好的城市化運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還建議，要從國際上預期管理的實踐中獲得借鑑和啟示，通過加強對宏觀經濟預期管理問題的研究，推進中國特色預期管理政策的完善和發展。
